《密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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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寬恕成了復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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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101李滄東的《密陽》（Secret Sunshine）是我至今看過最好看的韓片。說是最好看的韓片，有幾點要申報的，第一是我很少看韓片，是這兒的熟客也會知道我對韓片有點偏見，而李滄東的電影，我亦只看過這部《密陽》，第二是所謂「最好」以主觀出發，不一定說是拍得最好，而是剛好對正了自已的胃口。
* * *
早段日子友人叫我這個不肯讀書的人看昆德拉的小說，認為我會喜歡，我讀了一兩本，的確喜歡，雖然他最著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還末看，甚至改篇成電影的《布拉格之戀》亦末看，但我覺得最意外的收獲是盲打誤撞的看了昆德拉的《簾幕》（Le rideau）。這部書不是小說，讀起來有點沉悶，有點像以散文筆觸去寫長篇論文，題目大概可稱為「小說最珍貴的價值」。
偉大的小說因為故事的精妙，經過翻譯甚至多重翻譯（例如先譯作英文再譯成其他文字），依然能觸動人心，打破地域和時空的疆界，而深受世人歡迎。小說家通過小說這種文體，利用故事劇情，將文字本來不能直接言傳的人生真諦都活現出來了，而且在何時何地都能得到讀者的共鳴，啟發他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偉大的小說家都注視人的生活，都是名符其實的人類學家。我讀著昆德拉的論述時，不斷地覺得，電影這種載體也有類似的威力呀。
* * *
賈樟柯說過他不是從小就夢想要當導演的，只是他剛好遇到了攝影機的個工具，有非說不可的故事要說出來。如果他不當導演，可以當作家，寫小說。
李滄東有「作家導演」之稱，未當導演之前，就是寫小說。《密陽》是他自編自導的第四部作品。
撇除好萊塢夢工場式的大茶飯製作，其實很多出色的電影大師都具備昆德拉所說的小說家特質，他們的分別，只在於說故事的工具有所不同而已。
* * *
正如導演在影展上說，《密陽》要談的不是宗教，所以根本談不上反基督或甚麼。然而教徒（特別是基督徒）看此片的話一定不好受，因為電影提出的質問，並非指向宗教本身，而是把宗教體現出來的教義和傳道方式。
《密陽》的劇本是部有深度的小說，它具備了主流韓片必有材料（死亡、悲愴、復仇、怨恨…..），卻說了一個不落俗套的故事。劇情每次去到「適合」販賣廉價眼淚的時刻（例如全度妍飾演的申愛去河邊親認兒子屍首），導演的處理都格外克制，避免影片陷入韓式催淚。
電影非關宗教，而是展現「怨恨」和「寬恕」的這兩種人性。
怨恨是人之常性，我們若是被人傷害、欺騙、侮辱、出賣、愚弄，自然會對加害者產生怨恨。亡國奴會怨恨侵佔者，我們會怨恨傷害過自已的舊情人，還出賣過自己的兄弟姐妹。女主角申愛先後痛失丈夫和兒子，她怨恨蒼天，仇視殺子兇手，是自然不過的事。然而人帶著仇恨還得活下去，申愛痛極自殘，到定過神來仍會奔出街上呼救，可見人有求生怕死的本性。
要活下去，總得把怨恨消解，復仇是「理所當然」的途徑。復仇有很多方式，最直截了當的是像《原罪犯》那樣來個狗血淋頭家破人亡，主旨是以牙還牙變本加厲。另一種消解怨恨的方法，正是宗教家、道德家提倡的「寬恕」，他們意圖通過「以德報怨」的高尚情操，尋求心靈救贖。
李滄東在電影中展示了一個令宗教家尷尬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就是寬恕別人原來有個先決條件：你的形勢要比對方強。你可以請敵人打完你的左臉再打右臉，那是因為你有能力有條件吃下這個小虧，而且吃虧後可以擺出大方不計較的姿態。這個姿態甚至不一定要外露人前，但必須能說服自己境界比人高。申愛見了殺子仇人後不能寬恕，反而整個人崩潰了，正是發現了仇人原來早己得道，根本無法居高臨下地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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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密在身後的守護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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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談電影《密陽》（Secret Sunshine），前文：當寬恕成了復仇的手段）
寬恕不能將申愛從怨恨中救贖出來，申愛因此徹底地背棄了她的信仰，用最怨毒的眼神仇視她的宗教。
2007112102怎樣才能得到終極的心靈救贖呢？電影也不能提供答案，因此結局時開放的。這不是導演故意隱藏自己的立場要觀眾「反思」（這跟近期的《命運迷牆》（Lions for Lambs）的開放結局是兩回事，有機會另文再談），而是現實根本不存在教義式的絕對答案（如果有的話教會就能治癒申愛的心患）。李滄東有勇氣質疑我們向來以為沒有問題的問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
全度妍憑申愛此角色獲封康城影后，演技無容置疑。其他配角亦有細緻立體的描寫。我對當中兩個角色的印象尤其深刻，也特別感動。一個是兇手的女兒，她有一個表面上道貌岸然但骨子裡喪盡天良的父親，若論命途不幸，並不亞於幸愛，但她卻沒有怨恨之心，一直保存著善良的本性。她跑到申愛的鋼琴學校惶恐張望，是出於良心不安，直接幫助了破案。她被流氓侮辱，愛身為人母的申愛竟然可以視若無賭，可見申愛的寬恕是偽善。
女孩所背負的不幸雖然源自兇手父親而非自作罪孽，但她沒有半絲怨恨。替申愛剪頭髮時，依然深感歉疚。她是整部電影至美善的人物，令人動容。
2007112103另一個至善角色，是永遠跟在申愛後面的金宗燦金老板（宋康昊飾）。他顯然是迷戀上申愛，一直無條件地守護著，卻沒有乘人之危。他在葬禮上為沒有眼淚的申愛說項，教訓申愛的奶奶。在警察局，他毫不猶疑地追打對申愛眼光囂張的兇徒。甚至申愛向他獻媚時，他會大聲喝止。種種表現，都顯示出他是真心待申愛好，不介意為對方吃虧，卻不是追求者的討好逢迎。
金老板心澄如鏡，申愛要去監獄「寬恕」她的殺子仇人，金老板不只一次提出質疑：「真的有需要見面嗎？心裡寬恕了不就足夠了嗎？」
申愛其實應該相信神的存在，因為神雖然拿走了她最珍貴的東西，卻派遣了守護天使在她身邊，默默對她提點、支持。其實我們的身邊往往都存在著這些守護天使，只是我們都跟申愛一隸，視若無睹，直至他們離去後才追悔。
電影到了尾聲，申愛的大恨看似平伏下來，金老板依然守在她的背後，沒有意圖去說服她，繼續讓申愛自作主張，只是替她捧著鏡子，讓她剪掉頭髮時看得清楚自己的容貌。
要化解大怨，時間往往是關鍵，電影保留開放結局，是因為時間只是必然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除了時間，申愛最終還是要面對她一直迴避的心結，方會有機會將怨恨分解。
申愛來到密陽，為悲劇揭開序幕。她說密陽是丈夫的故鄉，是丈夫想回去的地方，但申愛的弟弟曾經提及，姐夫根本不愛他的姐姐，不值得姐姐去思念。
隱密在陽光背後的內心是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大概只有當事人才知曉。
豆瓣那邊有不少回應。
Sunday, December 23, 2007
有策略清洗歷史 - 葉蔭聰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223/vzd2.htm
周日話題﹕有策略清洗歷史 2007年12月23日
廣 告
【明報專訊】十二月六日，中文大學要頒榮譽法學博士予董建華，一群學生、校友及基層團體，跑到中大畢業典禮現場抗議，在媒體的鏡頭下，有家長學生抱怨，不滿有人來破壞典禮。翌日各報社論一起向這群學生丟雞蛋，我並不驚訝，但想不到的是，政治分析員蔡子強老師也化身真誠實踐者，也來跟學生談「策略理性」，Rules for Radical，勸大家不要破壞典禮氣氛，不要超越群眾感情(《明報》十二月十三日)。的確，在安徒生童話故事中，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是超越國王與群眾的感情的。
講策略，便要說大局，香港的大局是什麼？蔡老師沒有跟我們說明。那麼，便容我大膽說一句，我們站在歷史被清洗的大道上，為董先生的過去「洗白白」，不過是小動作而已。
著名的美國作家桑塔(Susan Sontag)在1974年寫下著名的《迷人法西斯》。文中她說，在號稱「自由社會」裏，惡名昭著之人要得到平反，不需要大肆宣傳，而是經過一些文化手段，令人覺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一個自由社會，不會把現成的一套歷史自上而下硬套在人民身上，而是經過品味的循環，慢慢一點一滴過濾掉那些爭議。」與希特勒關係密切的女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曾拍下不少納粹宣傳片，但這些劣在戰後西方文化藝術界裏一點一滴被過濾掉，其作品化成一套好像跟政治無關的美學，令人目眩神迷。
爭議經文化洗煉「不再是一回事」
桑塔這篇文章的技巧有趣，她由最不起眼的書籍簡介手，看編輯如何把里芬斯塔爾的過去改掉。筆者東施效顰，拿出中文大學為董博士寫的《讚辭》讀一下。
《讚辭》與無古裝鬧劇一樣，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八十年代，東方海外差點破產，後來得到霍英東注資才保得住，但《讚辭》卻寫成「八十年代，全球航運業陷入低潮，但董氏家族集團銳意革新，重整財務，化危為機，鞏固了集團在航運界的領導地位。」大部分人也知道，霍英東注資救東方海外是政治舉動，是董浩雲家族由親國民黨轉向親共產黨的重要時刻，跟集團銳意革新有什麼關係？這樣對待歷史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像，＜讚辭＞絕口不提董博士何時及為何辭去行政長官了；堆在他身上的功勞，奉承中帶點諷刺：董先生令「司法制度在高度自治的大前提下得以保留」(人大釋法？)，也「使得現在逾百分之六十的香港適齡人口能接受大學或大專教育」(猛增的「副學士」？)。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老懵董掃帚頭已被遺忘
拿個榮譽學位是小事，更大更重要的清洗當然是葉劉淑儀。剛過去的港島補選又是一場清洗，葉太由言行舉止，到政治定位，皆洗得乾乾淨淨，「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如何，已「不再是那麼一回事」，最重要是讓人忘記，不讓人有機會挑撥。十幾萬的選票，贏不了議席，卻贏得一次平反。不過，葉太可以洗澡，曾德成局長卻不許陳太洗去殖民地的污漬。
掌握過去，控制現在，這道理誰都懂得，不過，當中的技巧因時地而異。里芬斯塔爾由納粹共謀，變成著名導演，靠的是(法西斯)美學。至於香港的建制人物，好像不愛美學，只需教懂市民什麼是「策略主義」便可。什麼是「策略主義」？談策略，本來就不單要了解形勢，也要知道自己爭取的目標與價值，但是，當許多價值與判斷「不再是那麼一回事」，「策略」反過來成為目的，更可引導我們接受當權者安排好的現實。
政改諮詢完畢，報告出籠，特首拋出「不遲於2017普選行政長官」，翌日各報搶閘，跟泛民大談策略，本報也不甘後人，質問泛民要「一步到位」，還是「分步走」，更進一步提醒泛民與市民，不要連2017也輸掉！香港的民主運動，似乎也不能超越香港政經特權階級及北京政府的感情，策略地，市民應該比中央還要早接受2017。可笑的是，執筆之時，卑微的2017還是個啞謎。
策略主義彷彿為我們不安的現狀，不可知的未來，打了強心針。有趣的是，不安與不可知，正是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牽動香港人上街，爭取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動力。策略唯上，放下或降低目標、理想、原則，現實變得可以接受，未來也顯得不再那麼不可知。歷史遭清洗，香港人爭取了二十年政制改革的歷史也「不再是那麼一回事」，多等幾年又何妨？有人自我感覺良好，策略過人，聰明絕頂，尊重2012，把握了「機會較大的」2017。難怪唐英年也說，香港的社會分歧逐步收窄。
桑塔大概想不到，「策略」也很迷人，真正在香港人心靈起的革命，正是這種策略主義(反)革命。不難理解，像香港這樣一個嚴重喪失價值的社會，當僅餘的歷史記憶被清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過去的抗爭，對現狀的體驗，未來的願景，在策略計算中又值多少？
真話與道理屈服於策略理性之下
蔡子強老師期望學生有策略地發動一場心靈革命。去畢業典禮搞局，當然不會造成什麼心靈革命；不過，當愈來愈多人視一切為當然、常規、必要的儀式，竟然有人不怕被人罵，敢跳出來告訴大家，我們還在意一些比畢業禮還重要的價值，你不能不承認，比起自以為滿頭子策略理性的人，學生的所作所為，更能針對香港這個大局吧！
延伸閱讀
Sontag, Susan. 1974. "Fascinating Fascism."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Anchor.
www.nybooks.com/articles/9280
文﹕葉蔭聰
編輯：楊泳森
周日話題﹕有策略清洗歷史 2007年12月23日
廣 告
【明報專訊】十二月六日，中文大學要頒榮譽法學博士予董建華，一群學生、校友及基層團體，跑到中大畢業典禮現場抗議，在媒體的鏡頭下，有家長學生抱怨，不滿有人來破壞典禮。翌日各報社論一起向這群學生丟雞蛋，我並不驚訝，但想不到的是，政治分析員蔡子強老師也化身真誠實踐者，也來跟學生談「策略理性」，Rules for Radical，勸大家不要破壞典禮氣氛，不要超越群眾感情(《明報》十二月十三日)。的確，在安徒生童話故事中，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是超越國王與群眾的感情的。
講策略，便要說大局，香港的大局是什麼？蔡老師沒有跟我們說明。那麼，便容我大膽說一句，我們站在歷史被清洗的大道上，為董先生的過去「洗白白」，不過是小動作而已。
著名的美國作家桑塔(Susan Sontag)在1974年寫下著名的《迷人法西斯》。文中她說，在號稱「自由社會」裏，惡名昭著之人要得到平反，不需要大肆宣傳，而是經過一些文化手段，令人覺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一個自由社會，不會把現成的一套歷史自上而下硬套在人民身上，而是經過品味的循環，慢慢一點一滴過濾掉那些爭議。」與希特勒關係密切的女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曾拍下不少納粹宣傳片，但這些劣在戰後西方文化藝術界裏一點一滴被過濾掉，其作品化成一套好像跟政治無關的美學，令人目眩神迷。
爭議經文化洗煉「不再是一回事」
桑塔這篇文章的技巧有趣，她由最不起眼的書籍簡介手，看編輯如何把里芬斯塔爾的過去改掉。筆者東施效顰，拿出中文大學為董博士寫的《讚辭》讀一下。
《讚辭》與無古裝鬧劇一樣，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八十年代，東方海外差點破產，後來得到霍英東注資才保得住，但《讚辭》卻寫成「八十年代，全球航運業陷入低潮，但董氏家族集團銳意革新，重整財務，化危為機，鞏固了集團在航運界的領導地位。」大部分人也知道，霍英東注資救東方海外是政治舉動，是董浩雲家族由親國民黨轉向親共產黨的重要時刻，跟集團銳意革新有什麼關係？這樣對待歷史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像，＜讚辭＞絕口不提董博士何時及為何辭去行政長官了；堆在他身上的功勞，奉承中帶點諷刺：董先生令「司法制度在高度自治的大前提下得以保留」(人大釋法？)，也「使得現在逾百分之六十的香港適齡人口能接受大學或大專教育」(猛增的「副學士」？)。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老懵董掃帚頭已被遺忘
拿個榮譽學位是小事，更大更重要的清洗當然是葉劉淑儀。剛過去的港島補選又是一場清洗，葉太由言行舉止，到政治定位，皆洗得乾乾淨淨，「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如何，已「不再是那麼一回事」，最重要是讓人忘記，不讓人有機會挑撥。十幾萬的選票，贏不了議席，卻贏得一次平反。不過，葉太可以洗澡，曾德成局長卻不許陳太洗去殖民地的污漬。
掌握過去，控制現在，這道理誰都懂得，不過，當中的技巧因時地而異。里芬斯塔爾由納粹共謀，變成著名導演，靠的是(法西斯)美學。至於香港的建制人物，好像不愛美學，只需教懂市民什麼是「策略主義」便可。什麼是「策略主義」？談策略，本來就不單要了解形勢，也要知道自己爭取的目標與價值，但是，當許多價值與判斷「不再是那麼一回事」，「策略」反過來成為目的，更可引導我們接受當權者安排好的現實。
政改諮詢完畢，報告出籠，特首拋出「不遲於2017普選行政長官」，翌日各報搶閘，跟泛民大談策略，本報也不甘後人，質問泛民要「一步到位」，還是「分步走」，更進一步提醒泛民與市民，不要連2017也輸掉！香港的民主運動，似乎也不能超越香港政經特權階級及北京政府的感情，策略地，市民應該比中央還要早接受2017。可笑的是，執筆之時，卑微的2017還是個啞謎。
策略主義彷彿為我們不安的現狀，不可知的未來，打了強心針。有趣的是，不安與不可知，正是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牽動香港人上街，爭取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動力。策略唯上，放下或降低目標、理想、原則，現實變得可以接受，未來也顯得不再那麼不可知。歷史遭清洗，香港人爭取了二十年政制改革的歷史也「不再是那麼一回事」，多等幾年又何妨？有人自我感覺良好，策略過人，聰明絕頂，尊重2012，把握了「機會較大的」2017。難怪唐英年也說，香港的社會分歧逐步收窄。
桑塔大概想不到，「策略」也很迷人，真正在香港人心靈起的革命，正是這種策略主義(反)革命。不難理解，像香港這樣一個嚴重喪失價值的社會，當僅餘的歷史記憶被清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過去的抗爭，對現狀的體驗，未來的願景，在策略計算中又值多少？
真話與道理屈服於策略理性之下
蔡子強老師期望學生有策略地發動一場心靈革命。去畢業典禮搞局，當然不會造成什麼心靈革命；不過，當愈來愈多人視一切為當然、常規、必要的儀式，竟然有人不怕被人罵，敢跳出來告訴大家，我們還在意一些比畢業禮還重要的價值，你不能不承認，比起自以為滿頭子策略理性的人，學生的所作所為，更能針對香港這個大局吧！
延伸閱讀
Sontag, Susan. 1974. "Fascinating Fascism."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Anchor.
www.nybooks.com/articles/9280
文﹕葉蔭聰
編輯：楊泳森
指鹿為馬 現代趙高 - 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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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指鹿為馬 現代趙高 2007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政改諮詢報告看來要重走老路了，這回又是把「香港沒有直選」的責任壓到民主派頭上去。這些年來，中共和特區一眾喇叭吹打手發明了一種指鹿為馬現代版的把戲，這套辯詞是這樣的﹕二○○五年給你○七○八雙普選，你不要，這是你的錯；二○○七年給你二○一七年普選，若你不要，更是你的錯。當然，這些人絕口不提硬塞給你的所謂普選是怎麼樣的A貨貨色。
特區教育部門說初中學生不用念中國歷史或有其後遺症，年輕一代興許從此不知道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一個叫趙高的人幹過這些把戲。《史記．秦始皇本紀》是這樣記述的﹕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香港政改之爭的對立兩派，永遠都是訛詐和被訛詐的關係，舉個實例，社會上要求行政長官普選，要求的是沒有門檻沒有先決條件的選舉。這是恰當而正常的要求，但中央永遠有一套有異於香港市民大眾的想法，比如說，如果選出一個一上來就要平反六四的特首那咋辦？又比如說，如果選了一個甫上台就要和台灣總統拉關係的特首又該怎辦？如果選了一個在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時突然說不的特首該何辦？
安全至上
這些事會不會發生，沒有人知道，但幕僚會把這些問題都放進去思考；幾番考量，出來的便是安全至上的版本，比如說，候選人名單要先得到全國人大們的批准才可以參選。這種機制不是共產黨獨有的，國民黨也有，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行解嚴後的第一次全民總統選舉，李登輝之前上下其手把李煥宋楚瑜等人用軟的硬的方法轟走之後，唯恐沒法幹掉民進黨那邊的人，他身旁那票蠶蟲師爺嘔心瀝血想出一條必勝之道，就是總統參選人必須是大學畢業。明眼人一看，這一選舉條款明擺針對民進黨的龍頭黃信介——黃畢業於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那時這學校還說不上是大學，只是到了後來才改名國立台北大學；李登輝則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消息經傳媒捅出來，全台嘩然，還記得當時《新新聞》周刊有一篇促狹文章，說不如乾脆把參選資格改為身高必須一百八十公分或以上——黃信介那時都快七十了，不可能絕地反攻在耄耋之年突然長高吧？
香港普選與當年台灣直選總統同樣荒謬絕倫，當一個不合情理的選舉條件出來之後，社會上出現強烈反彈是正常之事，可是在回歸已經十年的特區卻沒有十年前台灣的清醒，倒過來看到的是指黑為白指鹿為馬，要民主派硬吞下這顆苦藥丸；民主派堅拒，卻遭到御用文人批駁為「拱手送出香港民主大好機會」。這些話驟耳聽來，和日本七十年前揮軍侵略中國時所說，要把中國從西方強權壓迫下解放出來沒有兩樣。
究其原因，便是與這些年出現的妖風不無關係。不知由哪個人開始，香港政治開始講究「策略」。我這裏把「策略」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些根本說不上是策略，充其量是權宜之計。民主派○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忽然講究起策略來，說要向中央伸出和平之手云云，於是○四年大遊行到最後竟有人在政府總部大派橄欖枝。作為一介上街平民，我不知道這些橄欖枝的想法從何而來，但卻感到很困惑：一年前大伙上街時聲聲爭取民主不後退，為什麼三百六十五日之後變了口風成了要講究進退。幾十萬人就這樣被這幫「深謀遠慮」的策略家擺了一道。
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保皇派見民主派心神恍惚舉棋不定，馬上組織文宣攻勢全力反撲，遊走左右派之間的邊緣人最是易與，酒肉穿腸過，統戰心中留，於是今天香港華筵明天北京喝酒，香港的筆桿子哪裏見過中共統戰的厲害，三杯黃湯下肚馬上肝膽相照，酒酣耳熱以心比心成了中南海半個謀臣。北京回港後大伙都變理性了，咳，你這民主派確也不該，人家堂堂中央人民政府都給你讓步，不容易啊，你也應張就張就，有普選比沒普選好，你把那條底線作甚，那天北京張副部長也這樣說了，人家比你們理性得多。熟口熟面嗎，這四年來我們讀到的就是這麼回事的港事評論。
至於沒有去北京喝香吃辣的民主派，大示威後心裏十五十六，怕因為一場大遊行惹怒北京連老本也蝕清，左思右想不如踏下剎車，說大伙是「又傾又砌」。至於什麼時候是「傾」，什麼時候該「砌」，沒有人說清楚，人們只看到○四年人大釋法民主派竟然連喊幾句的勇氣都付之厥如，到了○五年看不到雙普選了，又再發動人們上街。香港市民委實難得，辰時卯時後退前進都聽命於人，沒有抵押品沒有寫保票，只是堅信民主必勝，義不容辭走上街頭。到哪天民主派果真上台了，上至李柱銘下至李卓人，如果不站在維多利亞公園向香港市民三鞠躬謝過，天理不容。
羅織罪名
今天的香港再次來到歷史的門檻前。這幾天，已經死了二千年的趙高借屍還魂，以張三李四的名義出現在維多利亞港上空，在各式評論和討論字裏行間指鹿為馬，把香港民主步伐遲緩的罪名硬套在民主派頭上，欲蓋彌彰的沒有點出關鍵是北京不想這麼快就給香港人民主。這套把戲兩年前就已經演過，可是今天還有人繼續上當深信不疑，這與其說是中國人的愚昧，毋寧是中國人的悲哀也許更恰當。
文﹕安裕
編輯：曾祥泰
安裕周記﹕指鹿為馬 現代趙高 2007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政改諮詢報告看來要重走老路了，這回又是把「香港沒有直選」的責任壓到民主派頭上去。這些年來，中共和特區一眾喇叭吹打手發明了一種指鹿為馬現代版的把戲，這套辯詞是這樣的﹕二○○五年給你○七○八雙普選，你不要，這是你的錯；二○○七年給你二○一七年普選，若你不要，更是你的錯。當然，這些人絕口不提硬塞給你的所謂普選是怎麼樣的A貨貨色。
特區教育部門說初中學生不用念中國歷史或有其後遺症，年輕一代興許從此不知道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一個叫趙高的人幹過這些把戲。《史記．秦始皇本紀》是這樣記述的﹕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香港政改之爭的對立兩派，永遠都是訛詐和被訛詐的關係，舉個實例，社會上要求行政長官普選，要求的是沒有門檻沒有先決條件的選舉。這是恰當而正常的要求，但中央永遠有一套有異於香港市民大眾的想法，比如說，如果選出一個一上來就要平反六四的特首那咋辦？又比如說，如果選了一個甫上台就要和台灣總統拉關係的特首又該怎辦？如果選了一個在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時突然說不的特首該何辦？
安全至上
這些事會不會發生，沒有人知道，但幕僚會把這些問題都放進去思考；幾番考量，出來的便是安全至上的版本，比如說，候選人名單要先得到全國人大們的批准才可以參選。這種機制不是共產黨獨有的，國民黨也有，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行解嚴後的第一次全民總統選舉，李登輝之前上下其手把李煥宋楚瑜等人用軟的硬的方法轟走之後，唯恐沒法幹掉民進黨那邊的人，他身旁那票蠶蟲師爺嘔心瀝血想出一條必勝之道，就是總統參選人必須是大學畢業。明眼人一看，這一選舉條款明擺針對民進黨的龍頭黃信介——黃畢業於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那時這學校還說不上是大學，只是到了後來才改名國立台北大學；李登輝則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消息經傳媒捅出來，全台嘩然，還記得當時《新新聞》周刊有一篇促狹文章，說不如乾脆把參選資格改為身高必須一百八十公分或以上——黃信介那時都快七十了，不可能絕地反攻在耄耋之年突然長高吧？
香港普選與當年台灣直選總統同樣荒謬絕倫，當一個不合情理的選舉條件出來之後，社會上出現強烈反彈是正常之事，可是在回歸已經十年的特區卻沒有十年前台灣的清醒，倒過來看到的是指黑為白指鹿為馬，要民主派硬吞下這顆苦藥丸；民主派堅拒，卻遭到御用文人批駁為「拱手送出香港民主大好機會」。這些話驟耳聽來，和日本七十年前揮軍侵略中國時所說，要把中國從西方強權壓迫下解放出來沒有兩樣。
究其原因，便是與這些年出現的妖風不無關係。不知由哪個人開始，香港政治開始講究「策略」。我這裏把「策略」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些根本說不上是策略，充其量是權宜之計。民主派○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忽然講究起策略來，說要向中央伸出和平之手云云，於是○四年大遊行到最後竟有人在政府總部大派橄欖枝。作為一介上街平民，我不知道這些橄欖枝的想法從何而來，但卻感到很困惑：一年前大伙上街時聲聲爭取民主不後退，為什麼三百六十五日之後變了口風成了要講究進退。幾十萬人就這樣被這幫「深謀遠慮」的策略家擺了一道。
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保皇派見民主派心神恍惚舉棋不定，馬上組織文宣攻勢全力反撲，遊走左右派之間的邊緣人最是易與，酒肉穿腸過，統戰心中留，於是今天香港華筵明天北京喝酒，香港的筆桿子哪裏見過中共統戰的厲害，三杯黃湯下肚馬上肝膽相照，酒酣耳熱以心比心成了中南海半個謀臣。北京回港後大伙都變理性了，咳，你這民主派確也不該，人家堂堂中央人民政府都給你讓步，不容易啊，你也應張就張就，有普選比沒普選好，你把那條底線作甚，那天北京張副部長也這樣說了，人家比你們理性得多。熟口熟面嗎，這四年來我們讀到的就是這麼回事的港事評論。
至於沒有去北京喝香吃辣的民主派，大示威後心裏十五十六，怕因為一場大遊行惹怒北京連老本也蝕清，左思右想不如踏下剎車，說大伙是「又傾又砌」。至於什麼時候是「傾」，什麼時候該「砌」，沒有人說清楚，人們只看到○四年人大釋法民主派竟然連喊幾句的勇氣都付之厥如，到了○五年看不到雙普選了，又再發動人們上街。香港市民委實難得，辰時卯時後退前進都聽命於人，沒有抵押品沒有寫保票，只是堅信民主必勝，義不容辭走上街頭。到哪天民主派果真上台了，上至李柱銘下至李卓人，如果不站在維多利亞公園向香港市民三鞠躬謝過，天理不容。
羅織罪名
今天的香港再次來到歷史的門檻前。這幾天，已經死了二千年的趙高借屍還魂，以張三李四的名義出現在維多利亞港上空，在各式評論和討論字裏行間指鹿為馬，把香港民主步伐遲緩的罪名硬套在民主派頭上，欲蓋彌彰的沒有點出關鍵是北京不想這麼快就給香港人民主。這套把戲兩年前就已經演過，可是今天還有人繼續上當深信不疑，這與其說是中國人的愚昧，毋寧是中國人的悲哀也許更恰當。
文﹕安裕
編輯：曾祥泰
哲學棟篤笑 填鴨畢業禮 - 張彧暋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223/vzf2.htm
各驛停車﹕哲學棟篤笑 填鴨畢業禮
2007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學期完畢，同學問，如何思考、分析社會。我會建議，與其把書單上的沉悶東西讀畢，不如花幾百塊去看黃子華。他的棟篤笑，透過遊戲語言，暴露生活的荒誕，讓我們真正思考自己的社會，其實在發生什事。
當學問在香港變成一個冷笑話
翻看黃子華1997年的一次演出，他說：「我是讀哲學的。」
香港棟篤笑觀的回應是很直接的：幾位觀冷笑、然後大家一起大笑。
黃子華望望大家的反應，自己也在苦笑。
然後，觀看他苦笑，拍手。黃子華聽見大家拍手，他自己也拍手。
然後他說，「我終於明白什叫恥笑。」然後大家嘿哈大笑、拍手，他嚴肅地重申，「我真是一個讀哲學的人」。
觀狂笑。
繼承棟篤笑的一貫精神，愈有悲劇性的事情，愈是覺得荒誕好笑。關乎香港觀對這個笑話的受落程度，在香港大概沒有比這個笑話更好笑的笑話了。這引申：沒有比在香港稱自己是讀哲學，更具悲劇性與喜劇性。
遊戲語言是要呈現荒謬
我說：「黃子華的棟篤笑是一種哲學活動。」
讀者或會回應：「這一點都不嚴肅，才不是哲學。」我不理類似的定義爭論。我考察到大把在大學讀的、覺得高深的學問都當成「哲學」，那我直接了當按照這個語用定義的規則去使用這個詞語。
維根斯坦說，哲學的本質該是對語言運用的考察與語言誤用的治療；那我說，社會學的本質該是考察我們如何運用語言去組織生活，並懷疑這些社會的遊戲規則是否合理。我懷疑黃子華在這次「愈大鑊愈快樂」中，思考過以下的哲學與社會學問題：
(以下這段注意劇情透露)
透過取笑乞丐，取笑我們的道德冷感；他分析瓶裝水的出現與潮流、階級跟資本主義的關係；他透過與投資經理打交道的經驗，討論了幸福是什；他用偷情的例子，跟我們討論自我欺騙的問題；最後他討論了媒體的出現，為什可能令我們史上第一次能夠坦誠互對。我最欣賞的是他討論了為什我只會使用「永遠、所有、一直」這些關於無限的概念來講負面的事物。
我懷疑我不能夠有效地評論，為什黃子華的棟篤笑是一種哲學與社會學活動。這些生活感覺，如何能表現給我們看。荒謬只能透過暴露語言遊戲的規則而呈現出來。評論棟篤笑，其實沒有什意思，因為化成文字，什氣色都流失了。說不得清楚的不要說，讀者還是乖乖等DVD自己享受一下好。我在這裏想評論的其實是：奇在，我們不覺得他是談學問，又或者，我們覺得不應該拿學問的高度去評論棟篤笑。
填鴨社會的哲學考察？
或者再讓我聲明，我不理會我自己對哲學的定義問題。大日常指的「哲學」，就是廣義上的所謂學院學問，包含大部分學科。(人類學是不是考古呀？歷史是不是背書呀？)「哲學」這個詞語在香港語境所代表的是，一種「懶高深」的無謂事情，也就是香港人對所謂文化精英的一種冷笑態度。
這種冷笑態度代表的是，大家都覺得思考人生、社會問題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香港，說自己在學院裏做學問的，給人的印象就是不務正業，說一些大家聽不明的說話。
我們這群填鴨，對所有自稱有學問的人有本能上的抵抗感。這種反感相當合理，因為太多其實不懂思考的人在撈文化資本，而深明「讀書少不要呃我」道理的香港人，知道這些販賣學究知識的人，充其量只是把外國的所謂理論概念搬到本地語境玩弄一番，令自己顯得與凡人不同。順帶一提，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中，特別多要爭取公義的真理使者的原因，就是怕給人冷笑而導致心理不平衡的問題。
在大學，最糟糕而愈來愈明顯的情是，我們一邊引入國際學術，一邊崇拜流俗。我們尤其標榜流行，以日常話題去吸引學生。我們讀太多與自己生活無關的知識，以研究流俗作為心靈補償。以為外表高深就是有內涵，固然是膚淺，但把外表弄得流俗就以為是有內涵，連膚淺也談不上。
很多學者不懂思考，或者只懂把玩外國偉人的思考成果，而普通人深明這層道理，因此大家冷笑得其實相當有道理。問題癥結是，我們對自己的語言不夠敏感，被自己所搬弄的外國概念捆綁。社會後果是，我們連自己在想什也不知道。又或者，我們以為自己在思考。
「你在標籤學者！歧視學者！」——最(不)好笑的笑話。
家長哲學畢業禮
那，如果學者在大學不做這些悶蛋的事情，會有什後果？那當然是學生與家長的投訴。對的，你們之所以冷笑學者們的荒誕行為，其實也在笑自己。一邊笑他們不能令你思考，一邊笑自己正正要求人家給你死的思想。填鴨取笑自稱有學問的人，其實心裏妒忌一些不值得妒忌的事情，而又取笑自己這種態度。
這種心理的後果是：我們不去思想，但求思想的儀式——非常香港。
家長與填鴨們類似的不安，在中大畢業禮事件上表露無遺。我的目的只是考察，經過三年培育變得有學問的填鴨，還有家長與各種媒體，為什會如此地不安。因為有人抗議，就覺得儀式不再神聖，連帶自己也會覺得極端不安。討論區上對「搞亂我的畢業禮」的討論焦點，正是這種不安的呈現。
同學與家長當然有權責怪有關方面(誰？)打搞了你與家人的儀式，很無禮貌。可是，這個畢業禮，跟你三年總共花12萬多的學費，還有你學了的東西，沒有太大關係的。我建議，既然儀式辦得不妥，有不滿的同學及家長絕對有權向有關方面追討500元的畢業費。
另一方面，我對組織抗議的同學的唯一不滿，是他們的抗議方法嚴重缺乏獨創性，實在應該去棟篤笑學習一下何謂諷刺，而不是模仿抗議的儀式。
我不讓儀式問題困擾我。我還相信教育的工作是要用自己的語言，思考自己關心的問題。起碼，我還沒有笨到以為只要Cosplay一下中古修道院的服裝，就真的以為自己很有學問；又或者以為大聲叫嚷就真的以為自己抗爭了什。問題不是抗議的同學不尊重儀式，而是兩個儀式的衝突。儀式對相信而且參與這個宗教的人來說重要，但對非信徒來說荒誕莫名。
什人最堅持儀式呢？信徒、政客。我相信大學教育以至政治抗爭不應只是儀式的討論。我相信，我們還是該看重思想內涵。起碼，想像我們要是見到因為拜錯邪神做錯儀式而被處死的蘇格拉底，我們還是會嘻嘻笑地跟他說，「哈哈，我們原來真的沒有想過什問題，但起碼我沒有笨到以為Cosplay了半天就以為自己很有學問，拉了Banner叫些口號就是抗爭。」
在畢業禮上談學問，只是一場棟篤笑；在雅典廣場上做棟篤笑，這才是哲學。
文﹕張彧暋
編輯：陳嘉文
各驛停車﹕哲學棟篤笑 填鴨畢業禮
2007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學期完畢，同學問，如何思考、分析社會。我會建議，與其把書單上的沉悶東西讀畢，不如花幾百塊去看黃子華。他的棟篤笑，透過遊戲語言，暴露生活的荒誕，讓我們真正思考自己的社會，其實在發生什事。
當學問在香港變成一個冷笑話
翻看黃子華1997年的一次演出，他說：「我是讀哲學的。」
香港棟篤笑觀的回應是很直接的：幾位觀冷笑、然後大家一起大笑。
黃子華望望大家的反應，自己也在苦笑。
然後，觀看他苦笑，拍手。黃子華聽見大家拍手，他自己也拍手。
然後他說，「我終於明白什叫恥笑。」然後大家嘿哈大笑、拍手，他嚴肅地重申，「我真是一個讀哲學的人」。
觀狂笑。
繼承棟篤笑的一貫精神，愈有悲劇性的事情，愈是覺得荒誕好笑。關乎香港觀對這個笑話的受落程度，在香港大概沒有比這個笑話更好笑的笑話了。這引申：沒有比在香港稱自己是讀哲學，更具悲劇性與喜劇性。
遊戲語言是要呈現荒謬
我說：「黃子華的棟篤笑是一種哲學活動。」
讀者或會回應：「這一點都不嚴肅，才不是哲學。」我不理類似的定義爭論。我考察到大把在大學讀的、覺得高深的學問都當成「哲學」，那我直接了當按照這個語用定義的規則去使用這個詞語。
維根斯坦說，哲學的本質該是對語言運用的考察與語言誤用的治療；那我說，社會學的本質該是考察我們如何運用語言去組織生活，並懷疑這些社會的遊戲規則是否合理。我懷疑黃子華在這次「愈大鑊愈快樂」中，思考過以下的哲學與社會學問題：
(以下這段注意劇情透露)
透過取笑乞丐，取笑我們的道德冷感；他分析瓶裝水的出現與潮流、階級跟資本主義的關係；他透過與投資經理打交道的經驗，討論了幸福是什；他用偷情的例子，跟我們討論自我欺騙的問題；最後他討論了媒體的出現，為什可能令我們史上第一次能夠坦誠互對。我最欣賞的是他討論了為什我只會使用「永遠、所有、一直」這些關於無限的概念來講負面的事物。
我懷疑我不能夠有效地評論，為什黃子華的棟篤笑是一種哲學與社會學活動。這些生活感覺，如何能表現給我們看。荒謬只能透過暴露語言遊戲的規則而呈現出來。評論棟篤笑，其實沒有什意思，因為化成文字，什氣色都流失了。說不得清楚的不要說，讀者還是乖乖等DVD自己享受一下好。我在這裏想評論的其實是：奇在，我們不覺得他是談學問，又或者，我們覺得不應該拿學問的高度去評論棟篤笑。
填鴨社會的哲學考察？
或者再讓我聲明，我不理會我自己對哲學的定義問題。大日常指的「哲學」，就是廣義上的所謂學院學問，包含大部分學科。(人類學是不是考古呀？歷史是不是背書呀？)「哲學」這個詞語在香港語境所代表的是，一種「懶高深」的無謂事情，也就是香港人對所謂文化精英的一種冷笑態度。
這種冷笑態度代表的是，大家都覺得思考人生、社會問題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香港，說自己在學院裏做學問的，給人的印象就是不務正業，說一些大家聽不明的說話。
我們這群填鴨，對所有自稱有學問的人有本能上的抵抗感。這種反感相當合理，因為太多其實不懂思考的人在撈文化資本，而深明「讀書少不要呃我」道理的香港人，知道這些販賣學究知識的人，充其量只是把外國的所謂理論概念搬到本地語境玩弄一番，令自己顯得與凡人不同。順帶一提，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中，特別多要爭取公義的真理使者的原因，就是怕給人冷笑而導致心理不平衡的問題。
在大學，最糟糕而愈來愈明顯的情是，我們一邊引入國際學術，一邊崇拜流俗。我們尤其標榜流行，以日常話題去吸引學生。我們讀太多與自己生活無關的知識，以研究流俗作為心靈補償。以為外表高深就是有內涵，固然是膚淺，但把外表弄得流俗就以為是有內涵，連膚淺也談不上。
很多學者不懂思考，或者只懂把玩外國偉人的思考成果，而普通人深明這層道理，因此大家冷笑得其實相當有道理。問題癥結是，我們對自己的語言不夠敏感，被自己所搬弄的外國概念捆綁。社會後果是，我們連自己在想什也不知道。又或者，我們以為自己在思考。
「你在標籤學者！歧視學者！」——最(不)好笑的笑話。
家長哲學畢業禮
那，如果學者在大學不做這些悶蛋的事情，會有什後果？那當然是學生與家長的投訴。對的，你們之所以冷笑學者們的荒誕行為，其實也在笑自己。一邊笑他們不能令你思考，一邊笑自己正正要求人家給你死的思想。填鴨取笑自稱有學問的人，其實心裏妒忌一些不值得妒忌的事情，而又取笑自己這種態度。
這種心理的後果是：我們不去思想，但求思想的儀式——非常香港。
家長與填鴨們類似的不安，在中大畢業禮事件上表露無遺。我的目的只是考察，經過三年培育變得有學問的填鴨，還有家長與各種媒體，為什會如此地不安。因為有人抗議，就覺得儀式不再神聖，連帶自己也會覺得極端不安。討論區上對「搞亂我的畢業禮」的討論焦點，正是這種不安的呈現。
同學與家長當然有權責怪有關方面(誰？)打搞了你與家人的儀式，很無禮貌。可是，這個畢業禮，跟你三年總共花12萬多的學費，還有你學了的東西，沒有太大關係的。我建議，既然儀式辦得不妥，有不滿的同學及家長絕對有權向有關方面追討500元的畢業費。
另一方面，我對組織抗議的同學的唯一不滿，是他們的抗議方法嚴重缺乏獨創性，實在應該去棟篤笑學習一下何謂諷刺，而不是模仿抗議的儀式。
我不讓儀式問題困擾我。我還相信教育的工作是要用自己的語言，思考自己關心的問題。起碼，我還沒有笨到以為只要Cosplay一下中古修道院的服裝，就真的以為自己很有學問；又或者以為大聲叫嚷就真的以為自己抗爭了什。問題不是抗議的同學不尊重儀式，而是兩個儀式的衝突。儀式對相信而且參與這個宗教的人來說重要，但對非信徒來說荒誕莫名。
什人最堅持儀式呢？信徒、政客。我相信大學教育以至政治抗爭不應只是儀式的討論。我相信，我們還是該看重思想內涵。起碼，想像我們要是見到因為拜錯邪神做錯儀式而被處死的蘇格拉底，我們還是會嘻嘻笑地跟他說，「哈哈，我們原來真的沒有想過什問題，但起碼我沒有笨到以為Cosplay了半天就以為自己很有學問，拉了Banner叫些口號就是抗爭。」
在畢業禮上談學問，只是一場棟篤笑；在雅典廣場上做棟篤笑，這才是哲學。
文﹕張彧暋
編輯：陳嘉文
關於「悲與喜」和「小確幸」(微小而確切的幸福) - 公園仔@香港仔公園
攻打四方城﹕悲與喜 2007年12月23日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223/vzk3.htm
【明報專訊】
公園仔@香港仔公園
blog.age.com.hk
不少年輕男女都把占基利和琦溫絲莉合演的《無痛失戀》奉為最喜愛的電影，因為故事的點子太有意思了：把痛苦的失戀經歷像刪除檔案一樣，永久抹掉。
這種天馬行空橋段本來就是超現實，如果板起臉孔去分析當中不合理的地方，就實在太缺乏想像力和幽默感了。如果你的朋友說他最喜歡這部電影，先不要怪他不夠理性，反而應該好好站在他的立場去設想：他大概也有一段相當痛苦的經歷，所以才會深刻體會到電影主人翁要把痛苦記憶抹掉的心情。
佛家視生老病死為人生痛苦悲哀的根源，讀莊家的親身經歷，我想起了金庸在《飛狐外傳》的〈恨無常〉：「一切恩愛會，無常難得久。生世多畏懼，命危於晨露。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
最近再讀村上春樹的舊隨筆，作者一再流露，他非常重視「小確幸」(微小而確切的幸福)。人生無常，憂患實多，正因悲傷苦難不是按鍵便可刪除，也因為悲與喜是對雙生兒，我也漸漸學會欣賞和珍惜平凡生活中的「小確幸」。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223/vzk3.htm
【明報專訊】
公園仔@香港仔公園
blog.age.com.hk
不少年輕男女都把占基利和琦溫絲莉合演的《無痛失戀》奉為最喜愛的電影，因為故事的點子太有意思了：把痛苦的失戀經歷像刪除檔案一樣，永久抹掉。
這種天馬行空橋段本來就是超現實，如果板起臉孔去分析當中不合理的地方，就實在太缺乏想像力和幽默感了。如果你的朋友說他最喜歡這部電影，先不要怪他不夠理性，反而應該好好站在他的立場去設想：他大概也有一段相當痛苦的經歷，所以才會深刻體會到電影主人翁要把痛苦記憶抹掉的心情。
佛家視生老病死為人生痛苦悲哀的根源，讀莊家的親身經歷，我想起了金庸在《飛狐外傳》的〈恨無常〉：「一切恩愛會，無常難得久。生世多畏懼，命危於晨露。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
最近再讀村上春樹的舊隨筆，作者一再流露，他非常重視「小確幸」(微小而確切的幸福)。人生無常，憂患實多，正因悲傷苦難不是按鍵便可刪除，也因為悲與喜是對雙生兒，我也漸漸學會欣賞和珍惜平凡生活中的「小確幸」。
Friday, December 14, 2007
《竊聽者》 - 沈旭暉
世紀人文·關懷·視野
P16,P17 明報 沈旭暉
2007-03-11 星期日
世紀．Film & Intellectual
“竊聽者”：文化人的快樂謊言？
獲選為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德國電影《竊聽者》好評如潮，也實在比獲獎的美國電影突出。但它究竟能引起多少普羅大眾共鳴，其實不宜過分高估； 「不堪回首」和「人性光輝」以外，究竟「東德」這心結如何影響人心，《竊聽者》則有不應低估的引導性。主角的文藝身分容易讓各國評論員對號入座，反竊聽主旨又政治正確，但電影對大時代心態的刻劃，也許及不上《快樂的謊言》等後冷戰德國作品。電影始終迴避一個問題：究竟東德一千八百萬人全是被迫生活在共產制度，還是有自願成分？再問：這是為什麼？
受害？其實是「日耳曼特性」
冷戰檔案解密，發現數十萬東德人曾為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服務，但高壓以外，多少有東德人相信分配制度和刻板社會更符合日耳曼民族性。文化人以外，不少東德人在統一後抱怨生活不及從前，既要面對東歐外勞，又不能適應西方水平；也許如那位下令監視作家的東德部長片尾所言，統一德國「沒有鬥爭、沒有理想」，作家除了傷痕文學也寫不了什麼。這自然是當權派的自我開脫，但《快樂的謊言》那位真心相信共產主義的善良女教師，以及她代表的一代人，無疑都有類似情結，她們可不是權貴。斯塔西特務行為其實被這些人默許——這是德國人不要揭的瘡疤。
這不得不教人想起合作主義（collaborationism）一詞。近代最著名和敵人合作的案例都出現在二次大戰，中國有汪精衛，法國有貝當元帥（Philippe Petain）的維希政府。傳統史書記載，他們都是叛國賊，戰後政府都希望塑造一個「史實」：全國上下一心抗戰。在民族主義者看來，東德和共產蘇聯合作，就像維希和納粹德國合作一般羞恥。然而汪精衛和貝當的個人聲望十分崇高，汪精衛被日本稱為「支那第一人」，貝當「賣國」後出巡卻受到國民自發歡呼，他們並非沒有真誠支持者。維希政府雖是德國附庸，但巴黎淪陷確有法國人叫好，因為這象徵腐敗議會民主制的崩潰，可以進行法蘭西行動黨的改革主張：結束資本主義的自私、拍賣選票的低效，建立等級制度和集體主義，視英國和猶太人為敵人。
維希政府逼害猶太人其實是自發的，源自法國本土反猶思潮。東德合作者其實也有部分自發的：對他們而言，國家經過二次大戰，必須盡快恢復制度。希特勒的蓋世太保遺產、德國人的冷靜天性，加上德共本身的群眾基礎，讓東德面世顯得暢順，否則斯塔西不可能成為共產各國最有效率的秘密警察。電影說東德文化人抗拒社會制度，因為苟且偷安才拒絕揭竿，其實忽視了他們部分人嚮往這制度的潛意識，否則獲總理昂立克夫人賞識的才子主角不會沾沾自喜。
好人？翻密檔也未必弄得清
2003 年，斯塔西檔案全部向公眾開放，全長125 英里，厚21 億頁，如此規模浩大的翻舊帳可謂世界紀錄。於是東德人發現全國1/3 人口都有檔案，同樣數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發親友，這就是《竊聽者》劇本的基礎。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共產信徒、刁民還是受害人，其實不可能判斷，像電影情節那樣發現一位好心特務的可能性極小，發現親密戰友夫妻子女出賣自己的可能性極大。電影對開放檔案持「面對歷史」的正面態度，並非德國一致共識。
本篤十六世被揭發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隊，依然成為教宗，他的同業沒有這麼幸運。前東德天主教行政總管史托菲（Manfred Stolpe）在德國統一後成為交通部長，被視為「東德良心」，檔案卻揭露他曾為秘密警察當臥底25年；近年波蘭大主教被揭發曾與共黨合作，也源自德國算帳風。東德末代足球先生古斯科（Torsten Gutschow）和球迷熟悉的德國前鋒基士提（Ulf Kirsten），也是檔案披露的斯塔西線人。當然，德國是對歷史負責的民族，這值得嘉許，但「告密者總是軟弱」的暗示，則未免過分簡化、殘忍。舊聞揭下去黑白分明，國家繁榮時，過來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現金融風暴還是什麼，人性就難免算總帳。畢竟，觀眾看過這類電影容易在道德高地審判「誰是好人」，這結論卻是翻文檔不可能弄明白的。《竊聽者》上映時，某曾任東德秘密警察的男閒角父親參加首映被認出，激起公憤，被迫公眾道歉才能平息眾怒。又是一個瘡疤。
像真？虛實混合更貼身
正史的東德文化人圈子有點像嬉皮士，集體住在東柏林一個租金便宜、啤酒便宜、召妓便宜的舊區。《竊聽者》的東德文化人卻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社會精英，廣受上層官僚重視，屬於一個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內堅持「知識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們的話語、他們的貝多芬，其實不太落地。東德百姓不滿經濟下滑、甚至要西德借貸，知識分子就不大感覺到，因為他們物質上屬於既得利益層。電影提及的《明鏡》雜誌（ Der Spiegel）和近年中國異見人士在美創立的「明鏡出版社」毫無關係，它對德國知識分子影響深遠，是實至名歸的民主明燈，但也經常被批評借助專家用語扭曲事實和裝作中立，特別是當年。前獨裁政權的文化精英到了民主社會往往大為失色，並非偶然。
要說「人性光輝」，《快樂的謊言》雖是黑色喜劇，但它那幻影與真實的混淆，似乎寓意更深、更貼身。主角的母親相信共產主義並非為了什麼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覺良好，最愛就雞毛蒜皮小事「為人民服務」，寫信「反映情」，喜歡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實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也知道東西差異的存在。她選擇東德，比文化精英和竊聽者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絕對是一個好人。她那虛擬的東德感染兒子，比貝多芬音樂感染特工教人信服，也比「壞人裏有好人、好人裏有壞人」一類伊索寓言更諷刺、更堪玩味。
P16,P17 明報 沈旭暉
2007-03-11 星期日
世紀．Film & Intellectual
“竊聽者”：文化人的快樂謊言？
獲選為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德國電影《竊聽者》好評如潮，也實在比獲獎的美國電影突出。但它究竟能引起多少普羅大眾共鳴，其實不宜過分高估； 「不堪回首」和「人性光輝」以外，究竟「東德」這心結如何影響人心，《竊聽者》則有不應低估的引導性。主角的文藝身分容易讓各國評論員對號入座，反竊聽主旨又政治正確，但電影對大時代心態的刻劃，也許及不上《快樂的謊言》等後冷戰德國作品。電影始終迴避一個問題：究竟東德一千八百萬人全是被迫生活在共產制度，還是有自願成分？再問：這是為什麼？
受害？其實是「日耳曼特性」
冷戰檔案解密，發現數十萬東德人曾為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服務，但高壓以外，多少有東德人相信分配制度和刻板社會更符合日耳曼民族性。文化人以外，不少東德人在統一後抱怨生活不及從前，既要面對東歐外勞，又不能適應西方水平；也許如那位下令監視作家的東德部長片尾所言，統一德國「沒有鬥爭、沒有理想」，作家除了傷痕文學也寫不了什麼。這自然是當權派的自我開脫，但《快樂的謊言》那位真心相信共產主義的善良女教師，以及她代表的一代人，無疑都有類似情結，她們可不是權貴。斯塔西特務行為其實被這些人默許——這是德國人不要揭的瘡疤。
這不得不教人想起合作主義（collaborationism）一詞。近代最著名和敵人合作的案例都出現在二次大戰，中國有汪精衛，法國有貝當元帥（Philippe Petain）的維希政府。傳統史書記載，他們都是叛國賊，戰後政府都希望塑造一個「史實」：全國上下一心抗戰。在民族主義者看來，東德和共產蘇聯合作，就像維希和納粹德國合作一般羞恥。然而汪精衛和貝當的個人聲望十分崇高，汪精衛被日本稱為「支那第一人」，貝當「賣國」後出巡卻受到國民自發歡呼，他們並非沒有真誠支持者。維希政府雖是德國附庸，但巴黎淪陷確有法國人叫好，因為這象徵腐敗議會民主制的崩潰，可以進行法蘭西行動黨的改革主張：結束資本主義的自私、拍賣選票的低效，建立等級制度和集體主義，視英國和猶太人為敵人。
維希政府逼害猶太人其實是自發的，源自法國本土反猶思潮。東德合作者其實也有部分自發的：對他們而言，國家經過二次大戰，必須盡快恢復制度。希特勒的蓋世太保遺產、德國人的冷靜天性，加上德共本身的群眾基礎，讓東德面世顯得暢順，否則斯塔西不可能成為共產各國最有效率的秘密警察。電影說東德文化人抗拒社會制度，因為苟且偷安才拒絕揭竿，其實忽視了他們部分人嚮往這制度的潛意識，否則獲總理昂立克夫人賞識的才子主角不會沾沾自喜。
好人？翻密檔也未必弄得清
2003 年，斯塔西檔案全部向公眾開放，全長125 英里，厚21 億頁，如此規模浩大的翻舊帳可謂世界紀錄。於是東德人發現全國1/3 人口都有檔案，同樣數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發親友，這就是《竊聽者》劇本的基礎。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共產信徒、刁民還是受害人，其實不可能判斷，像電影情節那樣發現一位好心特務的可能性極小，發現親密戰友夫妻子女出賣自己的可能性極大。電影對開放檔案持「面對歷史」的正面態度，並非德國一致共識。
本篤十六世被揭發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隊，依然成為教宗，他的同業沒有這麼幸運。前東德天主教行政總管史托菲（Manfred Stolpe）在德國統一後成為交通部長，被視為「東德良心」，檔案卻揭露他曾為秘密警察當臥底25年；近年波蘭大主教被揭發曾與共黨合作，也源自德國算帳風。東德末代足球先生古斯科（Torsten Gutschow）和球迷熟悉的德國前鋒基士提（Ulf Kirsten），也是檔案披露的斯塔西線人。當然，德國是對歷史負責的民族，這值得嘉許，但「告密者總是軟弱」的暗示，則未免過分簡化、殘忍。舊聞揭下去黑白分明，國家繁榮時，過來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現金融風暴還是什麼，人性就難免算總帳。畢竟，觀眾看過這類電影容易在道德高地審判「誰是好人」，這結論卻是翻文檔不可能弄明白的。《竊聽者》上映時，某曾任東德秘密警察的男閒角父親參加首映被認出，激起公憤，被迫公眾道歉才能平息眾怒。又是一個瘡疤。
像真？虛實混合更貼身
正史的東德文化人圈子有點像嬉皮士，集體住在東柏林一個租金便宜、啤酒便宜、召妓便宜的舊區。《竊聽者》的東德文化人卻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社會精英，廣受上層官僚重視，屬於一個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內堅持「知識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們的話語、他們的貝多芬，其實不太落地。東德百姓不滿經濟下滑、甚至要西德借貸，知識分子就不大感覺到，因為他們物質上屬於既得利益層。電影提及的《明鏡》雜誌（ Der Spiegel）和近年中國異見人士在美創立的「明鏡出版社」毫無關係，它對德國知識分子影響深遠，是實至名歸的民主明燈，但也經常被批評借助專家用語扭曲事實和裝作中立，特別是當年。前獨裁政權的文化精英到了民主社會往往大為失色，並非偶然。
要說「人性光輝」，《快樂的謊言》雖是黑色喜劇，但它那幻影與真實的混淆，似乎寓意更深、更貼身。主角的母親相信共產主義並非為了什麼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覺良好，最愛就雞毛蒜皮小事「為人民服務」，寫信「反映情」，喜歡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實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也知道東西差異的存在。她選擇東德，比文化精英和竊聽者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絕對是一個好人。她那虛擬的東德感染兒子，比貝多芬音樂感染特工教人信服，也比「壞人裏有好人、好人裏有壞人」一類伊索寓言更諷刺、更堪玩味。
《竊聽者》 - 舒琪
2007年1月27日 (六) 影 視
藝術的交鋒——讚《竊聽者》
【明報專訊】我有理由相信，《竊聽者》(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即使不是去年全球的最佳影片，也肯定是全歐洲最重要的電影（這所以它贏得歐洲電影大獎的最佳電影，還有最佳劇本和男主角——是實至名歸的）。重要，不獨因為它是第一部揭露東德情報局的秘密警察組織Stasi的運作與手段的電影，而是因為它的主題。這樣說可能會使人以為這是部說教的電影。不是的。它雖然主題突出，但編、導科里安 ‧漢高‧馮‧當納斯麥（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表達他要傳遞的信息，卻是透過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細膩動人的演出、豐富卻含蓄的細節和一份真切的悲憫心來教觀眾感受出來的。容許我武斷說，如果有觀眾沒有為影片的最後一句對白而動容的話，他/她可能有必要重新學習認識「人性」，不論是「人性」作為一種理解，還有是他/她自己的人性。
如前所述，如果《竊聽者》的創作目的，僅是為了揭發/控訴Stasi的可怕與罪行，影片最多不過是部聳人聽聞（雖則真實）的、帶政治意識或目的的揭秘式電影。但馮‧當納斯麥極力地避免這樣做。影片開始時顯示秘密警察教官韋斯勒（烏列‧謬希Ulrich Muhe飾演）審訊那名政治犯的方法，與其說是一種展覽或鋪陳，倒不如說是建立韋斯勒性格的手法——他不單把審訊 (interrogation)視作一種學問（可以傳授的），甚至是一項藝術（可以不斷完善的）。事實上，韋斯勒的專注、一絲不苟與鍥而不捨，以至他對自己的精確而銳利的觀察力的自負（他用望遠鏡看了劇作家基約‧戴文半場演出的時間，便一口斷定他不是「善類」，結果證明他並沒看錯），還有對裝置竊聽設備的洗練技術（那場他率眾在戴文家中佈下竊聽羅網的戲，一樣沒有刻意強調什麼出神入化的先進儀器），都在體現了某種藝術家的特質。而跟所有藝術家一樣，他都有其暗黑的一面（召妓一場）。
韋斯勒開始監視戴文，不想竟是場藝術家Vs藝術家的交鋒、最後以至是神交。但這裏的藝術家，指的卻不是戴文（起碼最初不是，因為他那時最多不外是個不乏才華、但卻步步為營的聰明的文人），而是導演耶斯加，那個跟韋斯勒一樣，都是堅守自己信念、寧願將自己與外界隔絕也不肯讓半步的藝術家。
《竊聽者》美妙/麗的地方正在於此。
（上）
舒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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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8日 (日) 影 視
藝術改變命運——讚《竊聽者》
【明報專訊】《竊聽者》美妙/麗的地方正在於它不是（或起碼不僅是）一部有關政治的電影。馮 ‧當納斯麥寫的其實是藝術：有關藝術怎樣可以恢復人性、怎樣改變一個人的抉擇；有關藝術怎樣不被政治（或任何形式的迫害）所能壓抑或鉗制；有關藝術怎樣最終可以戰勝一切。
是這樣的：雖然也是（或接近是）一個藝術家，韋斯勒與耶斯加不一樣的地方，是說到底他的藝術（審訊）只是一種手段（技術），他的信念也僅可寄託在某種制度或教條身上（國家、共產主義）；相反的，耶斯加的藝術（戲劇）卻正正就是他的信念，既是方法也是目的。透過竊聽，韋斯勒第一次與耶斯加「接觸」，是在戴文開的派對上。席間，耶斯加的高傲（不肯與任何人交談、拒絕接受同情），深深地打動了韋斯勒（他也討厭庸碌的人 —— 像那個與他輪流監聽的胖子、也都拒絕攀附權貴）。就在這次的「邂逅」之後，韋斯勒潛入了戴文家，並取去了一本布萊希特的著作。然後，讀布氏底優雅的造句，一向冷漠的韋斯勒產生了變化，從來沒有表情的臉孔，出現了一下不易察覺得到的觸動，及至耶斯加忍受不了被剝掉創作的自由、憤而自縊。跟戴文一樣，耶斯加的死訊使韋斯勒第一次有一種悲慟的震撼。接下來是全片最具關鍵性的一幕：戴文為抒發心中的鬱悶，徹夜彈奏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Appasionata Sonata)。韋斯勒聽，竟淚流滿臉。戴文：「知道關於這闋曲，列寧說過什麼嗎？他說，如果讓我一直的聽，我將無法完成我的革命…聽過這曲子的人，我是說真能用心聽的人，會是一個壞人嗎？」
自此之後，韋斯勒的變化愈來愈大。他從來都挺得筆直的身體開始會稍微蜷曲、偶爾會打瞌睡、會倒轉頭走路、會碰到途人。他插手干預了進行中監視行動，勸阻戴文的女友絲蘭不要赴國安部長的約會。他對她說：「你就是藝術！你應該相信你自己，你的觀眾！」至此，韋斯勒終於明白到藝術的真義，背叛黨的那條路，一旦走上了，也就再也回不了頭。 （之二）
舒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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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
C05 明報 舒琪
2007-02-03 星期六
只要有電影
用映像歌頌文字：三讚《竊聽者》
（續上周：《竊聽者》DasLeben der Anderen 不（僅）是一部有關政治的電影。導演馮‧當納斯麥寫的其實是藝術：有關藝術怎樣可以恢復人性、怎樣改變一個人的抉擇；有關藝術怎樣不被政治（或任何形式的迫害）所能壓抑或鉗制；有關藝術怎樣最終可以戰勝一切。）
藝術救贖了韋斯勒，改變了他生命的軌，也同時為另一人——基約‧戴文敲響了警號，把他自（政治的沉淪）邊緣中拉了回來。在這之前，戴文若然有任何成就的話，也不外是個有點才氣、但卻自鳴得意（他一直為得到總理夫人的讚賞而洋洋自得）、很懂踩鋼線、兩面討好卻又處處自保的劇作家（他被形容為「唯一同時受西方國家注目和本土政府認許的藝術工作者」）。他發現女朋友——他作品的女主角屈服在國安部長的淫威下流露出來的痛苦與忍讓，與其說是一種愛的表現，倒不如說是一種無奈的軟弱。
是耶斯加的自殺，使他明白藝術家底尊嚴的不可侮。也因為耶斯加的自殺，使他終於提起了勇氣和筆，寫下了第一篇真正重要的文章。這裏，那副打字機還有出自它身上的文字，不獨成為劇情最具關鍵性的道具，還是影片最有力的象徵（報道/揭露真相、抗爭、創作、身分）。別具意義的另一場戲，則是韋斯勒成功地勸阻了絲蘭沒赴國安部長的約會，趕回家重投戴文的懷抱。馮‧當納斯麥把上述情節的映像疊印在竊聽報告的文字上：這報告由韋斯勒作了虛構的開頭（ 編劇） ， 之後通過他physically 的安排（導演），最終引伸出完美的結局。
但最完美的結局仍歸電影本身的結局：柏林圍場倒塌後，戴文在翻閱自己被監察的檔案中，發現了韋斯勒的真正身分。馮‧當納斯麥沒有讓他倆見面。再兩年後，韋斯勒如常地重複單調的郵差工作途中，看見了書店櫥窗上陳列的戴文的著作，書名《好人奏鳴曲》（一個結合了布萊希特和貝多芬的名字），裏面有獻給韋斯勒的字樣（用的是他執行任務時的代號）。馮‧當納斯麥要表達的信息是：戴文用他的文字/藝術來回報韋斯勒給他的恩惠。而韋斯勒明白了。才所以說： 「書是（給）我的！」是戴文寫給他的，也是他的故事！
上一部肯定/歌頌文字/藝術的電影是什麼？你能告訴我嗎？ （之三，完）
藝術的交鋒——讚《竊聽者》
【明報專訊】我有理由相信，《竊聽者》(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即使不是去年全球的最佳影片，也肯定是全歐洲最重要的電影（這所以它贏得歐洲電影大獎的最佳電影，還有最佳劇本和男主角——是實至名歸的）。重要，不獨因為它是第一部揭露東德情報局的秘密警察組織Stasi的運作與手段的電影，而是因為它的主題。這樣說可能會使人以為這是部說教的電影。不是的。它雖然主題突出，但編、導科里安 ‧漢高‧馮‧當納斯麥（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表達他要傳遞的信息，卻是透過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細膩動人的演出、豐富卻含蓄的細節和一份真切的悲憫心來教觀眾感受出來的。容許我武斷說，如果有觀眾沒有為影片的最後一句對白而動容的話，他/她可能有必要重新學習認識「人性」，不論是「人性」作為一種理解，還有是他/她自己的人性。
如前所述，如果《竊聽者》的創作目的，僅是為了揭發/控訴Stasi的可怕與罪行，影片最多不過是部聳人聽聞（雖則真實）的、帶政治意識或目的的揭秘式電影。但馮‧當納斯麥極力地避免這樣做。影片開始時顯示秘密警察教官韋斯勒（烏列‧謬希Ulrich Muhe飾演）審訊那名政治犯的方法，與其說是一種展覽或鋪陳，倒不如說是建立韋斯勒性格的手法——他不單把審訊 (interrogation)視作一種學問（可以傳授的），甚至是一項藝術（可以不斷完善的）。事實上，韋斯勒的專注、一絲不苟與鍥而不捨，以至他對自己的精確而銳利的觀察力的自負（他用望遠鏡看了劇作家基約‧戴文半場演出的時間，便一口斷定他不是「善類」，結果證明他並沒看錯），還有對裝置竊聽設備的洗練技術（那場他率眾在戴文家中佈下竊聽羅網的戲，一樣沒有刻意強調什麼出神入化的先進儀器），都在體現了某種藝術家的特質。而跟所有藝術家一樣，他都有其暗黑的一面（召妓一場）。
韋斯勒開始監視戴文，不想竟是場藝術家Vs藝術家的交鋒、最後以至是神交。但這裏的藝術家，指的卻不是戴文（起碼最初不是，因為他那時最多不外是個不乏才華、但卻步步為營的聰明的文人），而是導演耶斯加，那個跟韋斯勒一樣，都是堅守自己信念、寧願將自己與外界隔絕也不肯讓半步的藝術家。
《竊聽者》美妙/麗的地方正在於此。
（上）
舒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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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8日 (日) 影 視
藝術改變命運——讚《竊聽者》
【明報專訊】《竊聽者》美妙/麗的地方正在於它不是（或起碼不僅是）一部有關政治的電影。馮 ‧當納斯麥寫的其實是藝術：有關藝術怎樣可以恢復人性、怎樣改變一個人的抉擇；有關藝術怎樣不被政治（或任何形式的迫害）所能壓抑或鉗制；有關藝術怎樣最終可以戰勝一切。
是這樣的：雖然也是（或接近是）一個藝術家，韋斯勒與耶斯加不一樣的地方，是說到底他的藝術（審訊）只是一種手段（技術），他的信念也僅可寄託在某種制度或教條身上（國家、共產主義）；相反的，耶斯加的藝術（戲劇）卻正正就是他的信念，既是方法也是目的。透過竊聽，韋斯勒第一次與耶斯加「接觸」，是在戴文開的派對上。席間，耶斯加的高傲（不肯與任何人交談、拒絕接受同情），深深地打動了韋斯勒（他也討厭庸碌的人 —— 像那個與他輪流監聽的胖子、也都拒絕攀附權貴）。就在這次的「邂逅」之後，韋斯勒潛入了戴文家，並取去了一本布萊希特的著作。然後，讀布氏底優雅的造句，一向冷漠的韋斯勒產生了變化，從來沒有表情的臉孔，出現了一下不易察覺得到的觸動，及至耶斯加忍受不了被剝掉創作的自由、憤而自縊。跟戴文一樣，耶斯加的死訊使韋斯勒第一次有一種悲慟的震撼。接下來是全片最具關鍵性的一幕：戴文為抒發心中的鬱悶，徹夜彈奏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Appasionata Sonata)。韋斯勒聽，竟淚流滿臉。戴文：「知道關於這闋曲，列寧說過什麼嗎？他說，如果讓我一直的聽，我將無法完成我的革命…聽過這曲子的人，我是說真能用心聽的人，會是一個壞人嗎？」
自此之後，韋斯勒的變化愈來愈大。他從來都挺得筆直的身體開始會稍微蜷曲、偶爾會打瞌睡、會倒轉頭走路、會碰到途人。他插手干預了進行中監視行動，勸阻戴文的女友絲蘭不要赴國安部長的約會。他對她說：「你就是藝術！你應該相信你自己，你的觀眾！」至此，韋斯勒終於明白到藝術的真義，背叛黨的那條路，一旦走上了，也就再也回不了頭。 （之二）
舒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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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明報 舒琪
2007-02-03 星期六
只要有電影
用映像歌頌文字：三讚《竊聽者》
（續上周：《竊聽者》DasLeben der Anderen 不（僅）是一部有關政治的電影。導演馮‧當納斯麥寫的其實是藝術：有關藝術怎樣可以恢復人性、怎樣改變一個人的抉擇；有關藝術怎樣不被政治（或任何形式的迫害）所能壓抑或鉗制；有關藝術怎樣最終可以戰勝一切。）
藝術救贖了韋斯勒，改變了他生命的軌，也同時為另一人——基約‧戴文敲響了警號，把他自（政治的沉淪）邊緣中拉了回來。在這之前，戴文若然有任何成就的話，也不外是個有點才氣、但卻自鳴得意（他一直為得到總理夫人的讚賞而洋洋自得）、很懂踩鋼線、兩面討好卻又處處自保的劇作家（他被形容為「唯一同時受西方國家注目和本土政府認許的藝術工作者」）。他發現女朋友——他作品的女主角屈服在國安部長的淫威下流露出來的痛苦與忍讓，與其說是一種愛的表現，倒不如說是一種無奈的軟弱。
是耶斯加的自殺，使他明白藝術家底尊嚴的不可侮。也因為耶斯加的自殺，使他終於提起了勇氣和筆，寫下了第一篇真正重要的文章。這裏，那副打字機還有出自它身上的文字，不獨成為劇情最具關鍵性的道具，還是影片最有力的象徵（報道/揭露真相、抗爭、創作、身分）。別具意義的另一場戲，則是韋斯勒成功地勸阻了絲蘭沒赴國安部長的約會，趕回家重投戴文的懷抱。馮‧當納斯麥把上述情節的映像疊印在竊聽報告的文字上：這報告由韋斯勒作了虛構的開頭（ 編劇） ， 之後通過他physically 的安排（導演），最終引伸出完美的結局。
但最完美的結局仍歸電影本身的結局：柏林圍場倒塌後，戴文在翻閱自己被監察的檔案中，發現了韋斯勒的真正身分。馮‧當納斯麥沒有讓他倆見面。再兩年後，韋斯勒如常地重複單調的郵差工作途中，看見了書店櫥窗上陳列的戴文的著作，書名《好人奏鳴曲》（一個結合了布萊希特和貝多芬的名字），裏面有獻給韋斯勒的字樣（用的是他執行任務時的代號）。馮‧當納斯麥要表達的信息是：戴文用他的文字/藝術來回報韋斯勒給他的恩惠。而韋斯勒明白了。才所以說： 「書是（給）我的！」是戴文寫給他的，也是他的故事！
上一部肯定/歌頌文字/藝術的電影是什麼？你能告訴我嗎？ （之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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