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智﹕社會科學在城市發展的缺席 2008年2月16日
【明報專訊】筆者早前曾在本欄指出，現今香港的城市發展爭端與建制追不上社會科學的演變相關。儘管近年來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和文化研究等的研究已對城市發展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提出多角度的探討，建制的處理方法卻仍然基於機械分析的理念模範，弄得建制和抗爭者之間沒可能有共同語言。
把這個觀察落實到香港目前面對的城市發展議題，不難發現許多爭端就如地雷一樣，只待有關當局何時差錯腳步便會自動引爆。
以歷史建築的活化利用為例，政府提出與社區融合和讓市民享用的大原則是走對了路。然而計劃如要有效實踐，則必須擴闊其社會科學的視野，否則最終會變成自製麻煩。
舉個例，本港四個屬於建築、規劃、測量和工程界別的專業團體，曾於去年為石硤尾的美荷樓舉辦一個意念創作比賽。筆者相信得獎的作品無論從工程設計和建築美學的角度出發都是出類拔萃，卻同時擔心如果任何一個作品被付諸實行的話，則很可能會因為社會科學的根底不足而引來文化評論界的群起反對，引發另一場的城市爭端。
社科討論超越「石硤尾迷思」
石硤尾是香港首個徙置屋，往往被認定為香港公營房屋的始祖。然而社會科學中的相關討論，卻早已超越了這個「石硤尾迷思」，而從房地產、勞工經濟、中港關係，以至公共空間管理的角度分析公屋政策的因由。任何的美荷樓保育計劃，都必須正視公屋在香港發展當中的複雜角色，否則就等於無視大量對公屋發展史的討論，自招另一場文化評論界的聲討。
另一個社會科學視野有待加強的例子，則是針對如何避免屏風效應的討論。
翻看政府有關屏風樓的立法會文件，標準論調是屏風效應沒有特定的科學定義，但政府願意回應公眾的訴求。回應的方式，則是在各種規劃標準當中釐定設施規模和位置的準則，設立照顧周邊環境的城市設計指引，和研究評估空氣流通的具體方法。這些回應方式所針對的都是屏風問題本身，將之視為一個技術問題處理。
把同一件事放進社會科學的角度分析，技術問題卻變成政治問題了。屏風樓背後的爭議，其實是社區參與規劃的問題。周邊社區如果無權參與規劃，則居住環境沒有保障；但是如讓社區擁有最終否決權，則所有中途宿舍和戒毒中心都會無處容身。如不弄清地方社區參與和宏觀專業規劃之間的遊戲規則，則就算解決了屏風樓的問題，也會再有其他類似的問題出現(如光害)，結果各類的發展指引愈寫愈厚，發展的爭端卻不會減少。
社會科學在城市發展的缺席，使建制看不到一些抗爭者相當重視的訴求，在過去引發了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和灣仔重建等的爭端。展望將來，如果建制仍不積極學習社會科學中的新興理念模範，新一輪的爭端相信仍然會繼續出現。
Friday, February 15, 2008
空之境界——我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 - 張彧暋
張彧暋﹕空之境界——我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 2008年2月16日
【明報專訊】佛洛伊德曾經分析，為什麼明明已經考試及格了的成人會經常發夢自己考試不及格。他認為現代人在工作不如意的時候，無意識會安慰與批判意識的自我：其實你已經考試及格了，再沒有必要慌張。可是在競爭的社會中，這種恐懼從沒有消失過。我們為什麼每天生活在競爭中？我們為了什麼從出生一刻到死後都要互相比較？令人的心靈與自我歪曲的填鴨社會制度從哪裏來？
各種現代制度非沒代價
我們必須正本清源，找出是什麼樣的歷史令我們變成如此。從19世紀開始，西方國家建立教育制度的目的，無非是新興的國民國家能打破舊有封建的社會基礎，合法自身的存在。不能讀寫的國民，既沒有愛國精神，又不能當兵與技術人員，於國家無益，因此透過考試制度派發獎品，鼓勵國民們發揮能力，互相競爭。法國尤其注重學校制度之建立，迅速打倒既有地方的封建與教會勢力，致力消除國家與個人的各種中間團體，令他們投入在國家的懷抱之餘，互相競爭，追求個性。
各種現代制度固然有極大的好處，譬如是對人與知識的尊重等，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人一旦脫離了自己身處的村落共同體，就頓然失去歸屬。平凡與無名的人被迫參與競爭，互相比較，追求差異，因此，要理所當然地擁有個性。我們希望自己有個性，但社會上人人如此追求，反而令人們趨於平庸。我們永遠追求不了自己的特徵，然後再無奈地把這些虛幻的真性情投射到公共人物的身上。我們無時無刻覺得寂寞，又不斷得盲從大群體的一切，透過符合他人的要求，安撫寂寞的心靈，替自己找到心靈居所。日本作家奈須Kinoko在小說《空之境界》表達了其中的矛盾：
沒有特徵的、不希望自己是特別的，大概沒有這樣的人。
平凡的、沒有障礙的人生。
要是在社會中能如此生活，那麼大概不能如此理所當然地生活。
不跟任何人競爭，對誰也不怨恨地生活是不可能的。
並不是因為很多人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而如此的。只是想自己變成是特別卻又得不到，結果才變成平凡的人生的這種形式。
所以——從開始就想過那種生活比什麼都難。
因此，就因為這樣，所以才「特別」。
心理學與社會學，就是面對這種時代困難而出發的。佛洛伊德向內探求所謂的「自我」，而涂爾幹追尋所謂的「社會」，兩個學科的始祖，其實是希望透過創造這些概念，重新捕捉人的心靈空虛，處理人們在被趕出他們身處的共同體生活之後該如何面對自我與身處群體的新關係。雖然，大師的結論其實只有一個：人的內心深處，與他們身處的社會，根本上不能用理性去解釋與預測。
筆者當然不能解決這個謎，但反觀歷史，起碼令我們知道，我們從來不必注定孤單，也不必盲從群體。人處理心靈的困惑，從來不單單是自己的問題；社會面對的問題，也從來不是我們可置身事外的問題，更不該只停留在談論他人是非的層次。一切玄妙盡在心靈的開發與凝聚、社會與心理之間，不落兩邊。這是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如何能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凡情感，及如何找尋能付託感情的歸宿的問題。要是能保持「對事物保持好奇但不八卦」的態度的話，平凡，就會變成是一種最珍貴的性格。
「只是想當然地生存，相當然地死去」
啊，那真是——。
「孤獨——」
延伸讀物：
Richard Sennett《再會吧！公共人》第1與12章。這部社會思想史作品分析西方公共與私人的概念如何在城市呈現與演變。尤其對藝術演員作為喪失公共性後的一種代替「個性」的公共想像的描述最為神妙。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篇》明確指出人與他身處的群體之間的齟齬。他提到健康的心靈，必須保持在開發與凝聚之間。除了作為哲學作品，其實也可看作是換了一套語言，探討人該如何適應現代群體生活的社會學入門書籍。
【明報專訊】佛洛伊德曾經分析，為什麼明明已經考試及格了的成人會經常發夢自己考試不及格。他認為現代人在工作不如意的時候，無意識會安慰與批判意識的自我：其實你已經考試及格了，再沒有必要慌張。可是在競爭的社會中，這種恐懼從沒有消失過。我們為什麼每天生活在競爭中？我們為了什麼從出生一刻到死後都要互相比較？令人的心靈與自我歪曲的填鴨社會制度從哪裏來？
各種現代制度非沒代價
我們必須正本清源，找出是什麼樣的歷史令我們變成如此。從19世紀開始，西方國家建立教育制度的目的，無非是新興的國民國家能打破舊有封建的社會基礎，合法自身的存在。不能讀寫的國民，既沒有愛國精神，又不能當兵與技術人員，於國家無益，因此透過考試制度派發獎品，鼓勵國民們發揮能力，互相競爭。法國尤其注重學校制度之建立，迅速打倒既有地方的封建與教會勢力，致力消除國家與個人的各種中間團體，令他們投入在國家的懷抱之餘，互相競爭，追求個性。
各種現代制度固然有極大的好處，譬如是對人與知識的尊重等，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人一旦脫離了自己身處的村落共同體，就頓然失去歸屬。平凡與無名的人被迫參與競爭，互相比較，追求差異，因此，要理所當然地擁有個性。我們希望自己有個性，但社會上人人如此追求，反而令人們趨於平庸。我們永遠追求不了自己的特徵，然後再無奈地把這些虛幻的真性情投射到公共人物的身上。我們無時無刻覺得寂寞，又不斷得盲從大群體的一切，透過符合他人的要求，安撫寂寞的心靈，替自己找到心靈居所。日本作家奈須Kinoko在小說《空之境界》表達了其中的矛盾：
沒有特徵的、不希望自己是特別的，大概沒有這樣的人。
平凡的、沒有障礙的人生。
要是在社會中能如此生活，那麼大概不能如此理所當然地生活。
不跟任何人競爭，對誰也不怨恨地生活是不可能的。
並不是因為很多人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而如此的。只是想自己變成是特別卻又得不到，結果才變成平凡的人生的這種形式。
所以——從開始就想過那種生活比什麼都難。
因此，就因為這樣，所以才「特別」。
心理學與社會學，就是面對這種時代困難而出發的。佛洛伊德向內探求所謂的「自我」，而涂爾幹追尋所謂的「社會」，兩個學科的始祖，其實是希望透過創造這些概念，重新捕捉人的心靈空虛，處理人們在被趕出他們身處的共同體生活之後該如何面對自我與身處群體的新關係。雖然，大師的結論其實只有一個：人的內心深處，與他們身處的社會，根本上不能用理性去解釋與預測。
筆者當然不能解決這個謎，但反觀歷史，起碼令我們知道，我們從來不必注定孤單，也不必盲從群體。人處理心靈的困惑，從來不單單是自己的問題；社會面對的問題，也從來不是我們可置身事外的問題，更不該只停留在談論他人是非的層次。一切玄妙盡在心靈的開發與凝聚、社會與心理之間，不落兩邊。這是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如何能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凡情感，及如何找尋能付託感情的歸宿的問題。要是能保持「對事物保持好奇但不八卦」的態度的話，平凡，就會變成是一種最珍貴的性格。
「只是想當然地生存，相當然地死去」
啊，那真是——。
「孤獨——」
延伸讀物：
Richard Sennett《再會吧！公共人》第1與12章。這部社會思想史作品分析西方公共與私人的概念如何在城市呈現與演變。尤其對藝術演員作為喪失公共性後的一種代替「個性」的公共想像的描述最為神妙。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篇》明確指出人與他身處的群體之間的齟齬。他提到健康的心靈，必須保持在開發與凝聚之間。除了作為哲學作品，其實也可看作是換了一套語言，探討人該如何適應現代群體生活的社會學入門書籍。
Monday, January 14, 2008
出局者言系列之一﹕香港空談藝術自由 - 陳雲
出局者言系列之一﹕香港空談藝術自由
2008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民間電台被控以非法廣播罪名，連帶受訪者司徒華先生也被起訴，頗能暴露香港的統治本質。在二十一世紀的所謂國際大都會，要勞駕律政司夤夜申請禁令，打擊非法廣播電台，令人懷疑是否時空錯置，我們仍活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或六七暴動時期，統治這個城市的是軍政府。以香港商業之繁榮、人口之多、品味之複雜及技術之先進，而只容許兩家持牌廣播電台(港台不需牌照)及五家電視台，而電台必須續牌經營，於是對政府必恭必敬，不敢造次，可見政府對言論控制之嚴。
廣播不屬文化政策
筆者的香港文化政策史剛好寫完，遇上這宗理應發生在戰亂時期的新聞，可謂百感交集。是的，從港英時代的文康廣播科到特區政府的民政事務局，都強調政府的文化藝術政策有三個元素﹕尊重創作自由、維護多元化及政府提供支援發展的環境。藝術表達自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然而，我們的廣播政策是否符合民政局宣稱的自由政策呢？答案是典型的MCQ最後選項﹕不適用。
回歸之前，即使政治在英國人手上，但政策局的安排仍然是有紋有路的。香港的文化康體及資訊廣播，同歸一個文康廣播科管理，其制度一如英國的文康廣播署(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DCMS)。文康廣播科在回歸之後改稱文康廣播局，該局在一九九八年四月解散，文化康體的職能移交民政事務局；資訊廣播的職能組移交工商及科技局，二○○七年七月一日復移交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全世界的政府，大多是將負責傳播文化資訊的廣播事務(電影、電視、電台)納入文化管理當局的，從英國到新加坡到中國，都是一樣，回歸之前的香港也是一樣。唯獨回歸之後，政府竟然將廣播事務從文化管理當局抽出，撥歸負責商務的政策局，將文化責任從廣播政策之中刪去，電視台發牌、電影審查、電訊頻譜劃分等，都屬於商務決定。惡名昭彰的淫審處與影視處，就躲藏在商務部門之內。如果它們仍然留在文化部門(民政局)，它們必須回應質問﹕為何舞台表演如此自由(容許裸體)、民政局資助的同性戀刊物如此開放，而影視處竟然要制裁學生報情色版及電視台的同性戀信息及電影裏的俚語？於此，大家可以領略政府在劃分政務時的布局。曾蔭權連任之後，也順手將文物保育從文化部門踢出，歸入負責拆樓闢地的發展局之內，也是見怪不怪的彌天笑話。香港人逆來順受慣了，麻木了，連笑也笑不出來。
危危乎的藝術自由
言論自由乃一切自由之首。藝術表達的自由，是以藝術形式實現言論自由，可說是言論自由的極致。除了文學(如雜文、評論)較為意義明了之外，藝術一般較為隱晦、神秘，容許多重詮釋，若果連這種言論自由的實踐方式都受到禁制，社會就無自由可言。過去港英政府確實「賜予」香港的文化藝術界高度的表達自由，令不容於其他華人地區的文化人來港避難，這個「文化避難所」(sanctuary of culture)的策略，雖然不能長期留住人才，但也締造了香港在二十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的文化成就。有言論自由的地區，可以發揮「文化避難所」的作用，法國、瑞士、荷蘭和二戰之後的美國，都曾成功地使用這個文化發展策略，薈集文化及學術人才。
藝術自由有消極(negative freedom)及積極(positive freedom)兩方面。消極自由是政府不得妨礙公民的自由，一般是指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及法律；積極自由是政府有義務賦予公民若干環境與資源，實踐自由，屬於公民賦權的範疇。
民間電台一案，從裁判官的判詞可見，原來政府一直拒絕民間電台申請牌照，是違憲行為。根據《基本法》及人權法，限制公民自由的政府行為，必須要有法理依據。香港的消極的藝術表達自由，因為缺乏憲政及法律的保障，可說是政府「賜予」的，隨時可以收回。因此，民間抗爭與公民抗命，以輿論壓力及社會共識維護我們假設擁有的自由，十分重要。港英政府在軍政(戰時)及訓政(六七暴動之後)時期設立頗多管制法例，特區政府幾乎全盤繼承，若果嚴肅執行，足以扼殺藝術自由，政府應予妥善詮釋、更新或廢除。如《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社團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電訊條例》、《電影檢查條例》、《郵政處條例》等，都有妨礙公民自由之處。《公共娛樂場所條例》(一七二章第八條)、《公安條例》及《誹謗條例》(二十一章第六條)則因與《人權法案》抵觸而在回歸前廢除。
騙人的多元化政策
培養藝術家、藝團及藝術中介組織，鼓勵藝術多元化，促進社區文化及各類文化流派，為藝術提供專用場地、專業教育及專項經費補助，實踐公民的文化民主，屬於積極的藝術自由。從殖民地到特區政府，一直高唱多元化、多姿多彩、東西合壁之類的口號。然而，這些都是經不起考驗的騙局。
港府的「多元化」政策的騙局，一心二用。一邊是用多元化的口實，令各類藝術互相抗衡，大家都成不了主流，無法用藝術號召民眾；另一邊是不容許藝團長期駐留場地、長期演出節目，令藝團不能自養，不能挾持觀眾自重，必須聽命於康文署的資助及安排。用文化政策的術語，港府的多元化，只是用平均主義的方式，在各區複製設施和攤分節目，屬於機械式的、預設的多元化(diversity by default)，而不是經策略謀劃、民意選擇及藝團經營之後形成的多元化(diversity by choice)。本地評論界長期投訴，整個政府的文化體制，由場地管理，到教育政策，到人才培訓，到資源分配，都欠缺清晰的分層政策，精細處理不同的藝術需求。例如培養精英藝術與社區藝術所需要的條件不同，前者要官署勇於判斷，集中資源給予特惠關照，後者提供起碼的場地與資金即可。但政府行的幾乎是官僚平均主義，即是各人都平分到一點資金、某段時間。舉例來說，無論是表演藝術還是視覺藝術，預約創作空間都像打游擊，不得安頓。至於可以塑造場地性格和方便藝團排演的駐場計劃，向來都是一次過的短期招標計劃，收效不大，徒有駐場之名，而無駐場之實。即使官方舉辦的重大政治慶典，也是複製商業俗套，綜合各路明星表演，欠缺新意，載歌載舞就當是多元化了。
至於一年制的評論刊物資助，一期過的藝術年鑒資助，更是本地見怪不怪的醜聞。涉及的補貼，只是一年三數十萬元。而港府每年的文化經費有近三十億元，政府的儲備金有一萬億元，今年的盈餘有一千億元。
我在政府總部呆過五年，幾十萬元的零碎錢，對於政府來說，從來不是問題。但養大一份文化評論刊物，以哲學的基本思維(radicalism)刺激青年思考，在政府看來，卻是心腹大患！幾十年前，我們確有這類報章和雜誌，孕育出一代作家、報人與電影人。這些刊物的經費補助，來自美國新聞處及台灣的僑務委員會。九七之後成長的一代，很抱歉，你們錯過了香港的自由盛世，大家要自行爭取了。
文﹕陳雲
編輯：梁詠璋
2008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民間電台被控以非法廣播罪名，連帶受訪者司徒華先生也被起訴，頗能暴露香港的統治本質。在二十一世紀的所謂國際大都會，要勞駕律政司夤夜申請禁令，打擊非法廣播電台，令人懷疑是否時空錯置，我們仍活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或六七暴動時期，統治這個城市的是軍政府。以香港商業之繁榮、人口之多、品味之複雜及技術之先進，而只容許兩家持牌廣播電台(港台不需牌照)及五家電視台，而電台必須續牌經營，於是對政府必恭必敬，不敢造次，可見政府對言論控制之嚴。
廣播不屬文化政策
筆者的香港文化政策史剛好寫完，遇上這宗理應發生在戰亂時期的新聞，可謂百感交集。是的，從港英時代的文康廣播科到特區政府的民政事務局，都強調政府的文化藝術政策有三個元素﹕尊重創作自由、維護多元化及政府提供支援發展的環境。藝術表達自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然而，我們的廣播政策是否符合民政局宣稱的自由政策呢？答案是典型的MCQ最後選項﹕不適用。
回歸之前，即使政治在英國人手上，但政策局的安排仍然是有紋有路的。香港的文化康體及資訊廣播，同歸一個文康廣播科管理，其制度一如英國的文康廣播署(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DCMS)。文康廣播科在回歸之後改稱文康廣播局，該局在一九九八年四月解散，文化康體的職能移交民政事務局；資訊廣播的職能組移交工商及科技局，二○○七年七月一日復移交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全世界的政府，大多是將負責傳播文化資訊的廣播事務(電影、電視、電台)納入文化管理當局的，從英國到新加坡到中國，都是一樣，回歸之前的香港也是一樣。唯獨回歸之後，政府竟然將廣播事務從文化管理當局抽出，撥歸負責商務的政策局，將文化責任從廣播政策之中刪去，電視台發牌、電影審查、電訊頻譜劃分等，都屬於商務決定。惡名昭彰的淫審處與影視處，就躲藏在商務部門之內。如果它們仍然留在文化部門(民政局)，它們必須回應質問﹕為何舞台表演如此自由(容許裸體)、民政局資助的同性戀刊物如此開放，而影視處竟然要制裁學生報情色版及電視台的同性戀信息及電影裏的俚語？於此，大家可以領略政府在劃分政務時的布局。曾蔭權連任之後，也順手將文物保育從文化部門踢出，歸入負責拆樓闢地的發展局之內，也是見怪不怪的彌天笑話。香港人逆來順受慣了，麻木了，連笑也笑不出來。
危危乎的藝術自由
言論自由乃一切自由之首。藝術表達的自由，是以藝術形式實現言論自由，可說是言論自由的極致。除了文學(如雜文、評論)較為意義明了之外，藝術一般較為隱晦、神秘，容許多重詮釋，若果連這種言論自由的實踐方式都受到禁制，社會就無自由可言。過去港英政府確實「賜予」香港的文化藝術界高度的表達自由，令不容於其他華人地區的文化人來港避難，這個「文化避難所」(sanctuary of culture)的策略，雖然不能長期留住人才，但也締造了香港在二十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的文化成就。有言論自由的地區，可以發揮「文化避難所」的作用，法國、瑞士、荷蘭和二戰之後的美國，都曾成功地使用這個文化發展策略，薈集文化及學術人才。
藝術自由有消極(negative freedom)及積極(positive freedom)兩方面。消極自由是政府不得妨礙公民的自由，一般是指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及法律；積極自由是政府有義務賦予公民若干環境與資源，實踐自由，屬於公民賦權的範疇。
民間電台一案，從裁判官的判詞可見，原來政府一直拒絕民間電台申請牌照，是違憲行為。根據《基本法》及人權法，限制公民自由的政府行為，必須要有法理依據。香港的消極的藝術表達自由，因為缺乏憲政及法律的保障，可說是政府「賜予」的，隨時可以收回。因此，民間抗爭與公民抗命，以輿論壓力及社會共識維護我們假設擁有的自由，十分重要。港英政府在軍政(戰時)及訓政(六七暴動之後)時期設立頗多管制法例，特區政府幾乎全盤繼承，若果嚴肅執行，足以扼殺藝術自由，政府應予妥善詮釋、更新或廢除。如《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社團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電訊條例》、《電影檢查條例》、《郵政處條例》等，都有妨礙公民自由之處。《公共娛樂場所條例》(一七二章第八條)、《公安條例》及《誹謗條例》(二十一章第六條)則因與《人權法案》抵觸而在回歸前廢除。
騙人的多元化政策
培養藝術家、藝團及藝術中介組織，鼓勵藝術多元化，促進社區文化及各類文化流派，為藝術提供專用場地、專業教育及專項經費補助，實踐公民的文化民主，屬於積極的藝術自由。從殖民地到特區政府，一直高唱多元化、多姿多彩、東西合壁之類的口號。然而，這些都是經不起考驗的騙局。
港府的「多元化」政策的騙局，一心二用。一邊是用多元化的口實，令各類藝術互相抗衡，大家都成不了主流，無法用藝術號召民眾；另一邊是不容許藝團長期駐留場地、長期演出節目，令藝團不能自養，不能挾持觀眾自重，必須聽命於康文署的資助及安排。用文化政策的術語，港府的多元化，只是用平均主義的方式，在各區複製設施和攤分節目，屬於機械式的、預設的多元化(diversity by default)，而不是經策略謀劃、民意選擇及藝團經營之後形成的多元化(diversity by choice)。本地評論界長期投訴，整個政府的文化體制，由場地管理，到教育政策，到人才培訓，到資源分配，都欠缺清晰的分層政策，精細處理不同的藝術需求。例如培養精英藝術與社區藝術所需要的條件不同，前者要官署勇於判斷，集中資源給予特惠關照，後者提供起碼的場地與資金即可。但政府行的幾乎是官僚平均主義，即是各人都平分到一點資金、某段時間。舉例來說，無論是表演藝術還是視覺藝術，預約創作空間都像打游擊，不得安頓。至於可以塑造場地性格和方便藝團排演的駐場計劃，向來都是一次過的短期招標計劃，收效不大，徒有駐場之名，而無駐場之實。即使官方舉辦的重大政治慶典，也是複製商業俗套，綜合各路明星表演，欠缺新意，載歌載舞就當是多元化了。
至於一年制的評論刊物資助，一期過的藝術年鑒資助，更是本地見怪不怪的醜聞。涉及的補貼，只是一年三數十萬元。而港府每年的文化經費有近三十億元，政府的儲備金有一萬億元，今年的盈餘有一千億元。
我在政府總部呆過五年，幾十萬元的零碎錢，對於政府來說，從來不是問題。但養大一份文化評論刊物，以哲學的基本思維(radicalism)刺激青年思考，在政府看來，卻是心腹大患！幾十年前，我們確有這類報章和雜誌，孕育出一代作家、報人與電影人。這些刊物的經費補助，來自美國新聞處及台灣的僑務委員會。九七之後成長的一代，很抱歉，你們錯過了香港的自由盛世，大家要自行爭取了。
文﹕陳雲
編輯：梁詠璋
Sunday, December 23, 2007
《密陽》 - 當寬恕成了復仇的手段 - 公園仔@香港仔公園
《密陽》
http://blog.age.com.hk/archives/724
當寬恕成了復仇的手段
Published by Duke aka 公園仔 under 魔燈影像
2007112101李滄東的《密陽》（Secret Sunshine）是我至今看過最好看的韓片。說是最好看的韓片，有幾點要申報的，第一是我很少看韓片，是這兒的熟客也會知道我對韓片有點偏見，而李滄東的電影，我亦只看過這部《密陽》，第二是所謂「最好」以主觀出發，不一定說是拍得最好，而是剛好對正了自已的胃口。
* * *
早段日子友人叫我這個不肯讀書的人看昆德拉的小說，認為我會喜歡，我讀了一兩本，的確喜歡，雖然他最著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還末看，甚至改篇成電影的《布拉格之戀》亦末看，但我覺得最意外的收獲是盲打誤撞的看了昆德拉的《簾幕》（Le rideau）。這部書不是小說，讀起來有點沉悶，有點像以散文筆觸去寫長篇論文，題目大概可稱為「小說最珍貴的價值」。
偉大的小說因為故事的精妙，經過翻譯甚至多重翻譯（例如先譯作英文再譯成其他文字），依然能觸動人心，打破地域和時空的疆界，而深受世人歡迎。小說家通過小說這種文體，利用故事劇情，將文字本來不能直接言傳的人生真諦都活現出來了，而且在何時何地都能得到讀者的共鳴，啟發他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偉大的小說家都注視人的生活，都是名符其實的人類學家。我讀著昆德拉的論述時，不斷地覺得，電影這種載體也有類似的威力呀。
* * *
賈樟柯說過他不是從小就夢想要當導演的，只是他剛好遇到了攝影機的個工具，有非說不可的故事要說出來。如果他不當導演，可以當作家，寫小說。
李滄東有「作家導演」之稱，未當導演之前，就是寫小說。《密陽》是他自編自導的第四部作品。
撇除好萊塢夢工場式的大茶飯製作，其實很多出色的電影大師都具備昆德拉所說的小說家特質，他們的分別，只在於說故事的工具有所不同而已。
* * *
正如導演在影展上說，《密陽》要談的不是宗教，所以根本談不上反基督或甚麼。然而教徒（特別是基督徒）看此片的話一定不好受，因為電影提出的質問，並非指向宗教本身，而是把宗教體現出來的教義和傳道方式。
《密陽》的劇本是部有深度的小說，它具備了主流韓片必有材料（死亡、悲愴、復仇、怨恨…..），卻說了一個不落俗套的故事。劇情每次去到「適合」販賣廉價眼淚的時刻（例如全度妍飾演的申愛去河邊親認兒子屍首），導演的處理都格外克制，避免影片陷入韓式催淚。
電影非關宗教，而是展現「怨恨」和「寬恕」的這兩種人性。
怨恨是人之常性，我們若是被人傷害、欺騙、侮辱、出賣、愚弄，自然會對加害者產生怨恨。亡國奴會怨恨侵佔者，我們會怨恨傷害過自已的舊情人，還出賣過自己的兄弟姐妹。女主角申愛先後痛失丈夫和兒子，她怨恨蒼天，仇視殺子兇手，是自然不過的事。然而人帶著仇恨還得活下去，申愛痛極自殘，到定過神來仍會奔出街上呼救，可見人有求生怕死的本性。
要活下去，總得把怨恨消解，復仇是「理所當然」的途徑。復仇有很多方式，最直截了當的是像《原罪犯》那樣來個狗血淋頭家破人亡，主旨是以牙還牙變本加厲。另一種消解怨恨的方法，正是宗教家、道德家提倡的「寬恕」，他們意圖通過「以德報怨」的高尚情操，尋求心靈救贖。
李滄東在電影中展示了一個令宗教家尷尬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就是寬恕別人原來有個先決條件：你的形勢要比對方強。你可以請敵人打完你的左臉再打右臉，那是因為你有能力有條件吃下這個小虧，而且吃虧後可以擺出大方不計較的姿態。這個姿態甚至不一定要外露人前，但必須能說服自己境界比人高。申愛見了殺子仇人後不能寬恕，反而整個人崩潰了，正是發現了仇人原來早己得道，根本無法居高臨下地寬恕。
----------------------------------------------------------------------
http://blog.age.com.hk/archives/726
隱密在身後的守護天使
Published by Duke aka 公園仔 under 魔燈影像
（續談電影《密陽》（Secret Sunshine），前文：當寬恕成了復仇的手段）
寬恕不能將申愛從怨恨中救贖出來，申愛因此徹底地背棄了她的信仰，用最怨毒的眼神仇視她的宗教。
2007112102怎樣才能得到終極的心靈救贖呢？電影也不能提供答案，因此結局時開放的。這不是導演故意隱藏自己的立場要觀眾「反思」（這跟近期的《命運迷牆》（Lions for Lambs）的開放結局是兩回事，有機會另文再談），而是現實根本不存在教義式的絕對答案（如果有的話教會就能治癒申愛的心患）。李滄東有勇氣質疑我們向來以為沒有問題的問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
全度妍憑申愛此角色獲封康城影后，演技無容置疑。其他配角亦有細緻立體的描寫。我對當中兩個角色的印象尤其深刻，也特別感動。一個是兇手的女兒，她有一個表面上道貌岸然但骨子裡喪盡天良的父親，若論命途不幸，並不亞於幸愛，但她卻沒有怨恨之心，一直保存著善良的本性。她跑到申愛的鋼琴學校惶恐張望，是出於良心不安，直接幫助了破案。她被流氓侮辱，愛身為人母的申愛竟然可以視若無賭，可見申愛的寬恕是偽善。
女孩所背負的不幸雖然源自兇手父親而非自作罪孽，但她沒有半絲怨恨。替申愛剪頭髮時，依然深感歉疚。她是整部電影至美善的人物，令人動容。
2007112103另一個至善角色，是永遠跟在申愛後面的金宗燦金老板（宋康昊飾）。他顯然是迷戀上申愛，一直無條件地守護著，卻沒有乘人之危。他在葬禮上為沒有眼淚的申愛說項，教訓申愛的奶奶。在警察局，他毫不猶疑地追打對申愛眼光囂張的兇徒。甚至申愛向他獻媚時，他會大聲喝止。種種表現，都顯示出他是真心待申愛好，不介意為對方吃虧，卻不是追求者的討好逢迎。
金老板心澄如鏡，申愛要去監獄「寬恕」她的殺子仇人，金老板不只一次提出質疑：「真的有需要見面嗎？心裡寬恕了不就足夠了嗎？」
申愛其實應該相信神的存在，因為神雖然拿走了她最珍貴的東西，卻派遣了守護天使在她身邊，默默對她提點、支持。其實我們的身邊往往都存在著這些守護天使，只是我們都跟申愛一隸，視若無睹，直至他們離去後才追悔。
電影到了尾聲，申愛的大恨看似平伏下來，金老板依然守在她的背後，沒有意圖去說服她，繼續讓申愛自作主張，只是替她捧著鏡子，讓她剪掉頭髮時看得清楚自己的容貌。
要化解大怨，時間往往是關鍵，電影保留開放結局，是因為時間只是必然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除了時間，申愛最終還是要面對她一直迴避的心結，方會有機會將怨恨分解。
申愛來到密陽，為悲劇揭開序幕。她說密陽是丈夫的故鄉，是丈夫想回去的地方，但申愛的弟弟曾經提及，姐夫根本不愛他的姐姐，不值得姐姐去思念。
隱密在陽光背後的內心是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大概只有當事人才知曉。
豆瓣那邊有不少回應。
http://blog.age.com.hk/archives/724
當寬恕成了復仇的手段
Published by Duke aka 公園仔 under 魔燈影像
2007112101李滄東的《密陽》（Secret Sunshine）是我至今看過最好看的韓片。說是最好看的韓片，有幾點要申報的，第一是我很少看韓片，是這兒的熟客也會知道我對韓片有點偏見，而李滄東的電影，我亦只看過這部《密陽》，第二是所謂「最好」以主觀出發，不一定說是拍得最好，而是剛好對正了自已的胃口。
* * *
早段日子友人叫我這個不肯讀書的人看昆德拉的小說，認為我會喜歡，我讀了一兩本，的確喜歡，雖然他最著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還末看，甚至改篇成電影的《布拉格之戀》亦末看，但我覺得最意外的收獲是盲打誤撞的看了昆德拉的《簾幕》（Le rideau）。這部書不是小說，讀起來有點沉悶，有點像以散文筆觸去寫長篇論文，題目大概可稱為「小說最珍貴的價值」。
偉大的小說因為故事的精妙，經過翻譯甚至多重翻譯（例如先譯作英文再譯成其他文字），依然能觸動人心，打破地域和時空的疆界，而深受世人歡迎。小說家通過小說這種文體，利用故事劇情，將文字本來不能直接言傳的人生真諦都活現出來了，而且在何時何地都能得到讀者的共鳴，啟發他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偉大的小說家都注視人的生活，都是名符其實的人類學家。我讀著昆德拉的論述時，不斷地覺得，電影這種載體也有類似的威力呀。
* * *
賈樟柯說過他不是從小就夢想要當導演的，只是他剛好遇到了攝影機的個工具，有非說不可的故事要說出來。如果他不當導演，可以當作家，寫小說。
李滄東有「作家導演」之稱，未當導演之前，就是寫小說。《密陽》是他自編自導的第四部作品。
撇除好萊塢夢工場式的大茶飯製作，其實很多出色的電影大師都具備昆德拉所說的小說家特質，他們的分別，只在於說故事的工具有所不同而已。
* * *
正如導演在影展上說，《密陽》要談的不是宗教，所以根本談不上反基督或甚麼。然而教徒（特別是基督徒）看此片的話一定不好受，因為電影提出的質問，並非指向宗教本身，而是把宗教體現出來的教義和傳道方式。
《密陽》的劇本是部有深度的小說，它具備了主流韓片必有材料（死亡、悲愴、復仇、怨恨…..），卻說了一個不落俗套的故事。劇情每次去到「適合」販賣廉價眼淚的時刻（例如全度妍飾演的申愛去河邊親認兒子屍首），導演的處理都格外克制，避免影片陷入韓式催淚。
電影非關宗教，而是展現「怨恨」和「寬恕」的這兩種人性。
怨恨是人之常性，我們若是被人傷害、欺騙、侮辱、出賣、愚弄，自然會對加害者產生怨恨。亡國奴會怨恨侵佔者，我們會怨恨傷害過自已的舊情人，還出賣過自己的兄弟姐妹。女主角申愛先後痛失丈夫和兒子，她怨恨蒼天，仇視殺子兇手，是自然不過的事。然而人帶著仇恨還得活下去，申愛痛極自殘，到定過神來仍會奔出街上呼救，可見人有求生怕死的本性。
要活下去，總得把怨恨消解，復仇是「理所當然」的途徑。復仇有很多方式，最直截了當的是像《原罪犯》那樣來個狗血淋頭家破人亡，主旨是以牙還牙變本加厲。另一種消解怨恨的方法，正是宗教家、道德家提倡的「寬恕」，他們意圖通過「以德報怨」的高尚情操，尋求心靈救贖。
李滄東在電影中展示了一個令宗教家尷尬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就是寬恕別人原來有個先決條件：你的形勢要比對方強。你可以請敵人打完你的左臉再打右臉，那是因為你有能力有條件吃下這個小虧，而且吃虧後可以擺出大方不計較的姿態。這個姿態甚至不一定要外露人前，但必須能說服自己境界比人高。申愛見了殺子仇人後不能寬恕，反而整個人崩潰了，正是發現了仇人原來早己得道，根本無法居高臨下地寬恕。
----------------------------------------------------------------------
http://blog.age.com.hk/archives/726
隱密在身後的守護天使
Published by Duke aka 公園仔 under 魔燈影像
（續談電影《密陽》（Secret Sunshine），前文：當寬恕成了復仇的手段）
寬恕不能將申愛從怨恨中救贖出來，申愛因此徹底地背棄了她的信仰，用最怨毒的眼神仇視她的宗教。
2007112102怎樣才能得到終極的心靈救贖呢？電影也不能提供答案，因此結局時開放的。這不是導演故意隱藏自己的立場要觀眾「反思」（這跟近期的《命運迷牆》（Lions for Lambs）的開放結局是兩回事，有機會另文再談），而是現實根本不存在教義式的絕對答案（如果有的話教會就能治癒申愛的心患）。李滄東有勇氣質疑我們向來以為沒有問題的問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
全度妍憑申愛此角色獲封康城影后，演技無容置疑。其他配角亦有細緻立體的描寫。我對當中兩個角色的印象尤其深刻，也特別感動。一個是兇手的女兒，她有一個表面上道貌岸然但骨子裡喪盡天良的父親，若論命途不幸，並不亞於幸愛，但她卻沒有怨恨之心，一直保存著善良的本性。她跑到申愛的鋼琴學校惶恐張望，是出於良心不安，直接幫助了破案。她被流氓侮辱，愛身為人母的申愛竟然可以視若無賭，可見申愛的寬恕是偽善。
女孩所背負的不幸雖然源自兇手父親而非自作罪孽，但她沒有半絲怨恨。替申愛剪頭髮時，依然深感歉疚。她是整部電影至美善的人物，令人動容。
2007112103另一個至善角色，是永遠跟在申愛後面的金宗燦金老板（宋康昊飾）。他顯然是迷戀上申愛，一直無條件地守護著，卻沒有乘人之危。他在葬禮上為沒有眼淚的申愛說項，教訓申愛的奶奶。在警察局，他毫不猶疑地追打對申愛眼光囂張的兇徒。甚至申愛向他獻媚時，他會大聲喝止。種種表現，都顯示出他是真心待申愛好，不介意為對方吃虧，卻不是追求者的討好逢迎。
金老板心澄如鏡，申愛要去監獄「寬恕」她的殺子仇人，金老板不只一次提出質疑：「真的有需要見面嗎？心裡寬恕了不就足夠了嗎？」
申愛其實應該相信神的存在，因為神雖然拿走了她最珍貴的東西，卻派遣了守護天使在她身邊，默默對她提點、支持。其實我們的身邊往往都存在著這些守護天使，只是我們都跟申愛一隸，視若無睹，直至他們離去後才追悔。
電影到了尾聲，申愛的大恨看似平伏下來，金老板依然守在她的背後，沒有意圖去說服她，繼續讓申愛自作主張，只是替她捧著鏡子，讓她剪掉頭髮時看得清楚自己的容貌。
要化解大怨，時間往往是關鍵，電影保留開放結局，是因為時間只是必然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除了時間，申愛最終還是要面對她一直迴避的心結，方會有機會將怨恨分解。
申愛來到密陽，為悲劇揭開序幕。她說密陽是丈夫的故鄉，是丈夫想回去的地方，但申愛的弟弟曾經提及，姐夫根本不愛他的姐姐，不值得姐姐去思念。
隱密在陽光背後的內心是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大概只有當事人才知曉。
豆瓣那邊有不少回應。
有策略清洗歷史 - 葉蔭聰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223/vzd2.htm
周日話題﹕有策略清洗歷史 2007年12月23日
廣 告
【明報專訊】十二月六日，中文大學要頒榮譽法學博士予董建華，一群學生、校友及基層團體，跑到中大畢業典禮現場抗議，在媒體的鏡頭下，有家長學生抱怨，不滿有人來破壞典禮。翌日各報社論一起向這群學生丟雞蛋，我並不驚訝，但想不到的是，政治分析員蔡子強老師也化身真誠實踐者，也來跟學生談「策略理性」，Rules for Radical，勸大家不要破壞典禮氣氛，不要超越群眾感情(《明報》十二月十三日)。的確，在安徒生童話故事中，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是超越國王與群眾的感情的。
講策略，便要說大局，香港的大局是什麼？蔡老師沒有跟我們說明。那麼，便容我大膽說一句，我們站在歷史被清洗的大道上，為董先生的過去「洗白白」，不過是小動作而已。
著名的美國作家桑塔(Susan Sontag)在1974年寫下著名的《迷人法西斯》。文中她說，在號稱「自由社會」裏，惡名昭著之人要得到平反，不需要大肆宣傳，而是經過一些文化手段，令人覺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一個自由社會，不會把現成的一套歷史自上而下硬套在人民身上，而是經過品味的循環，慢慢一點一滴過濾掉那些爭議。」與希特勒關係密切的女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曾拍下不少納粹宣傳片，但這些劣在戰後西方文化藝術界裏一點一滴被過濾掉，其作品化成一套好像跟政治無關的美學，令人目眩神迷。
爭議經文化洗煉「不再是一回事」
桑塔這篇文章的技巧有趣，她由最不起眼的書籍簡介手，看編輯如何把里芬斯塔爾的過去改掉。筆者東施效顰，拿出中文大學為董博士寫的《讚辭》讀一下。
《讚辭》與無古裝鬧劇一樣，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八十年代，東方海外差點破產，後來得到霍英東注資才保得住，但《讚辭》卻寫成「八十年代，全球航運業陷入低潮，但董氏家族集團銳意革新，重整財務，化危為機，鞏固了集團在航運界的領導地位。」大部分人也知道，霍英東注資救東方海外是政治舉動，是董浩雲家族由親國民黨轉向親共產黨的重要時刻，跟集團銳意革新有什麼關係？這樣對待歷史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像，＜讚辭＞絕口不提董博士何時及為何辭去行政長官了；堆在他身上的功勞，奉承中帶點諷刺：董先生令「司法制度在高度自治的大前提下得以保留」(人大釋法？)，也「使得現在逾百分之六十的香港適齡人口能接受大學或大專教育」(猛增的「副學士」？)。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老懵董掃帚頭已被遺忘
拿個榮譽學位是小事，更大更重要的清洗當然是葉劉淑儀。剛過去的港島補選又是一場清洗，葉太由言行舉止，到政治定位，皆洗得乾乾淨淨，「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如何，已「不再是那麼一回事」，最重要是讓人忘記，不讓人有機會挑撥。十幾萬的選票，贏不了議席，卻贏得一次平反。不過，葉太可以洗澡，曾德成局長卻不許陳太洗去殖民地的污漬。
掌握過去，控制現在，這道理誰都懂得，不過，當中的技巧因時地而異。里芬斯塔爾由納粹共謀，變成著名導演，靠的是(法西斯)美學。至於香港的建制人物，好像不愛美學，只需教懂市民什麼是「策略主義」便可。什麼是「策略主義」？談策略，本來就不單要了解形勢，也要知道自己爭取的目標與價值，但是，當許多價值與判斷「不再是那麼一回事」，「策略」反過來成為目的，更可引導我們接受當權者安排好的現實。
政改諮詢完畢，報告出籠，特首拋出「不遲於2017普選行政長官」，翌日各報搶閘，跟泛民大談策略，本報也不甘後人，質問泛民要「一步到位」，還是「分步走」，更進一步提醒泛民與市民，不要連2017也輸掉！香港的民主運動，似乎也不能超越香港政經特權階級及北京政府的感情，策略地，市民應該比中央還要早接受2017。可笑的是，執筆之時，卑微的2017還是個啞謎。
策略主義彷彿為我們不安的現狀，不可知的未來，打了強心針。有趣的是，不安與不可知，正是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牽動香港人上街，爭取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動力。策略唯上，放下或降低目標、理想、原則，現實變得可以接受，未來也顯得不再那麼不可知。歷史遭清洗，香港人爭取了二十年政制改革的歷史也「不再是那麼一回事」，多等幾年又何妨？有人自我感覺良好，策略過人，聰明絕頂，尊重2012，把握了「機會較大的」2017。難怪唐英年也說，香港的社會分歧逐步收窄。
桑塔大概想不到，「策略」也很迷人，真正在香港人心靈起的革命，正是這種策略主義(反)革命。不難理解，像香港這樣一個嚴重喪失價值的社會，當僅餘的歷史記憶被清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過去的抗爭，對現狀的體驗，未來的願景，在策略計算中又值多少？
真話與道理屈服於策略理性之下
蔡子強老師期望學生有策略地發動一場心靈革命。去畢業典禮搞局，當然不會造成什麼心靈革命；不過，當愈來愈多人視一切為當然、常規、必要的儀式，竟然有人不怕被人罵，敢跳出來告訴大家，我們還在意一些比畢業禮還重要的價值，你不能不承認，比起自以為滿頭子策略理性的人，學生的所作所為，更能針對香港這個大局吧！
延伸閱讀
Sontag, Susan. 1974. "Fascinating Fascism."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Anchor.
www.nybooks.com/articles/9280
文﹕葉蔭聰
編輯：楊泳森
周日話題﹕有策略清洗歷史 2007年12月23日
廣 告
【明報專訊】十二月六日，中文大學要頒榮譽法學博士予董建華，一群學生、校友及基層團體，跑到中大畢業典禮現場抗議，在媒體的鏡頭下，有家長學生抱怨，不滿有人來破壞典禮。翌日各報社論一起向這群學生丟雞蛋，我並不驚訝，但想不到的是，政治分析員蔡子強老師也化身真誠實踐者，也來跟學生談「策略理性」，Rules for Radical，勸大家不要破壞典禮氣氛，不要超越群眾感情(《明報》十二月十三日)。的確，在安徒生童話故事中，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是超越國王與群眾的感情的。
講策略，便要說大局，香港的大局是什麼？蔡老師沒有跟我們說明。那麼，便容我大膽說一句，我們站在歷史被清洗的大道上，為董先生的過去「洗白白」，不過是小動作而已。
著名的美國作家桑塔(Susan Sontag)在1974年寫下著名的《迷人法西斯》。文中她說，在號稱「自由社會」裏，惡名昭著之人要得到平反，不需要大肆宣傳，而是經過一些文化手段，令人覺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一個自由社會，不會把現成的一套歷史自上而下硬套在人民身上，而是經過品味的循環，慢慢一點一滴過濾掉那些爭議。」與希特勒關係密切的女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曾拍下不少納粹宣傳片，但這些劣在戰後西方文化藝術界裏一點一滴被過濾掉，其作品化成一套好像跟政治無關的美學，令人目眩神迷。
爭議經文化洗煉「不再是一回事」
桑塔這篇文章的技巧有趣，她由最不起眼的書籍簡介手，看編輯如何把里芬斯塔爾的過去改掉。筆者東施效顰，拿出中文大學為董博士寫的《讚辭》讀一下。
《讚辭》與無古裝鬧劇一樣，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八十年代，東方海外差點破產，後來得到霍英東注資才保得住，但《讚辭》卻寫成「八十年代，全球航運業陷入低潮，但董氏家族集團銳意革新，重整財務，化危為機，鞏固了集團在航運界的領導地位。」大部分人也知道，霍英東注資救東方海外是政治舉動，是董浩雲家族由親國民黨轉向親共產黨的重要時刻，跟集團銳意革新有什麼關係？這樣對待歷史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像，＜讚辭＞絕口不提董博士何時及為何辭去行政長官了；堆在他身上的功勞，奉承中帶點諷刺：董先生令「司法制度在高度自治的大前提下得以保留」(人大釋法？)，也「使得現在逾百分之六十的香港適齡人口能接受大學或大專教育」(猛增的「副學士」？)。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老懵董掃帚頭已被遺忘
拿個榮譽學位是小事，更大更重要的清洗當然是葉劉淑儀。剛過去的港島補選又是一場清洗，葉太由言行舉止，到政治定位，皆洗得乾乾淨淨，「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如何，已「不再是那麼一回事」，最重要是讓人忘記，不讓人有機會挑撥。十幾萬的選票，贏不了議席，卻贏得一次平反。不過，葉太可以洗澡，曾德成局長卻不許陳太洗去殖民地的污漬。
掌握過去，控制現在，這道理誰都懂得，不過，當中的技巧因時地而異。里芬斯塔爾由納粹共謀，變成著名導演，靠的是(法西斯)美學。至於香港的建制人物，好像不愛美學，只需教懂市民什麼是「策略主義」便可。什麼是「策略主義」？談策略，本來就不單要了解形勢，也要知道自己爭取的目標與價值，但是，當許多價值與判斷「不再是那麼一回事」，「策略」反過來成為目的，更可引導我們接受當權者安排好的現實。
政改諮詢完畢，報告出籠，特首拋出「不遲於2017普選行政長官」，翌日各報搶閘，跟泛民大談策略，本報也不甘後人，質問泛民要「一步到位」，還是「分步走」，更進一步提醒泛民與市民，不要連2017也輸掉！香港的民主運動，似乎也不能超越香港政經特權階級及北京政府的感情，策略地，市民應該比中央還要早接受2017。可笑的是，執筆之時，卑微的2017還是個啞謎。
策略主義彷彿為我們不安的現狀，不可知的未來，打了強心針。有趣的是，不安與不可知，正是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牽動香港人上街，爭取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動力。策略唯上，放下或降低目標、理想、原則，現實變得可以接受，未來也顯得不再那麼不可知。歷史遭清洗，香港人爭取了二十年政制改革的歷史也「不再是那麼一回事」，多等幾年又何妨？有人自我感覺良好，策略過人，聰明絕頂，尊重2012，把握了「機會較大的」2017。難怪唐英年也說，香港的社會分歧逐步收窄。
桑塔大概想不到，「策略」也很迷人，真正在香港人心靈起的革命，正是這種策略主義(反)革命。不難理解，像香港這樣一個嚴重喪失價值的社會，當僅餘的歷史記憶被清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過去的抗爭，對現狀的體驗，未來的願景，在策略計算中又值多少？
真話與道理屈服於策略理性之下
蔡子強老師期望學生有策略地發動一場心靈革命。去畢業典禮搞局，當然不會造成什麼心靈革命；不過，當愈來愈多人視一切為當然、常規、必要的儀式，竟然有人不怕被人罵，敢跳出來告訴大家，我們還在意一些比畢業禮還重要的價值，你不能不承認，比起自以為滿頭子策略理性的人，學生的所作所為，更能針對香港這個大局吧！
延伸閱讀
Sontag, Susan. 1974. "Fascinating Fascism."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Anchor.
www.nybooks.com/articles/9280
文﹕葉蔭聰
編輯：楊泳森
指鹿為馬 現代趙高 - 安裕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223/vzd1h.htm
安裕周記﹕指鹿為馬 現代趙高 2007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政改諮詢報告看來要重走老路了，這回又是把「香港沒有直選」的責任壓到民主派頭上去。這些年來，中共和特區一眾喇叭吹打手發明了一種指鹿為馬現代版的把戲，這套辯詞是這樣的﹕二○○五年給你○七○八雙普選，你不要，這是你的錯；二○○七年給你二○一七年普選，若你不要，更是你的錯。當然，這些人絕口不提硬塞給你的所謂普選是怎麼樣的A貨貨色。
特區教育部門說初中學生不用念中國歷史或有其後遺症，年輕一代興許從此不知道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一個叫趙高的人幹過這些把戲。《史記．秦始皇本紀》是這樣記述的﹕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香港政改之爭的對立兩派，永遠都是訛詐和被訛詐的關係，舉個實例，社會上要求行政長官普選，要求的是沒有門檻沒有先決條件的選舉。這是恰當而正常的要求，但中央永遠有一套有異於香港市民大眾的想法，比如說，如果選出一個一上來就要平反六四的特首那咋辦？又比如說，如果選了一個甫上台就要和台灣總統拉關係的特首又該怎辦？如果選了一個在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時突然說不的特首該何辦？
安全至上
這些事會不會發生，沒有人知道，但幕僚會把這些問題都放進去思考；幾番考量，出來的便是安全至上的版本，比如說，候選人名單要先得到全國人大們的批准才可以參選。這種機制不是共產黨獨有的，國民黨也有，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行解嚴後的第一次全民總統選舉，李登輝之前上下其手把李煥宋楚瑜等人用軟的硬的方法轟走之後，唯恐沒法幹掉民進黨那邊的人，他身旁那票蠶蟲師爺嘔心瀝血想出一條必勝之道，就是總統參選人必須是大學畢業。明眼人一看，這一選舉條款明擺針對民進黨的龍頭黃信介——黃畢業於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那時這學校還說不上是大學，只是到了後來才改名國立台北大學；李登輝則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消息經傳媒捅出來，全台嘩然，還記得當時《新新聞》周刊有一篇促狹文章，說不如乾脆把參選資格改為身高必須一百八十公分或以上——黃信介那時都快七十了，不可能絕地反攻在耄耋之年突然長高吧？
香港普選與當年台灣直選總統同樣荒謬絕倫，當一個不合情理的選舉條件出來之後，社會上出現強烈反彈是正常之事，可是在回歸已經十年的特區卻沒有十年前台灣的清醒，倒過來看到的是指黑為白指鹿為馬，要民主派硬吞下這顆苦藥丸；民主派堅拒，卻遭到御用文人批駁為「拱手送出香港民主大好機會」。這些話驟耳聽來，和日本七十年前揮軍侵略中國時所說，要把中國從西方強權壓迫下解放出來沒有兩樣。
究其原因，便是與這些年出現的妖風不無關係。不知由哪個人開始，香港政治開始講究「策略」。我這裏把「策略」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些根本說不上是策略，充其量是權宜之計。民主派○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忽然講究起策略來，說要向中央伸出和平之手云云，於是○四年大遊行到最後竟有人在政府總部大派橄欖枝。作為一介上街平民，我不知道這些橄欖枝的想法從何而來，但卻感到很困惑：一年前大伙上街時聲聲爭取民主不後退，為什麼三百六十五日之後變了口風成了要講究進退。幾十萬人就這樣被這幫「深謀遠慮」的策略家擺了一道。
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保皇派見民主派心神恍惚舉棋不定，馬上組織文宣攻勢全力反撲，遊走左右派之間的邊緣人最是易與，酒肉穿腸過，統戰心中留，於是今天香港華筵明天北京喝酒，香港的筆桿子哪裏見過中共統戰的厲害，三杯黃湯下肚馬上肝膽相照，酒酣耳熱以心比心成了中南海半個謀臣。北京回港後大伙都變理性了，咳，你這民主派確也不該，人家堂堂中央人民政府都給你讓步，不容易啊，你也應張就張就，有普選比沒普選好，你把那條底線作甚，那天北京張副部長也這樣說了，人家比你們理性得多。熟口熟面嗎，這四年來我們讀到的就是這麼回事的港事評論。
至於沒有去北京喝香吃辣的民主派，大示威後心裏十五十六，怕因為一場大遊行惹怒北京連老本也蝕清，左思右想不如踏下剎車，說大伙是「又傾又砌」。至於什麼時候是「傾」，什麼時候該「砌」，沒有人說清楚，人們只看到○四年人大釋法民主派竟然連喊幾句的勇氣都付之厥如，到了○五年看不到雙普選了，又再發動人們上街。香港市民委實難得，辰時卯時後退前進都聽命於人，沒有抵押品沒有寫保票，只是堅信民主必勝，義不容辭走上街頭。到哪天民主派果真上台了，上至李柱銘下至李卓人，如果不站在維多利亞公園向香港市民三鞠躬謝過，天理不容。
羅織罪名
今天的香港再次來到歷史的門檻前。這幾天，已經死了二千年的趙高借屍還魂，以張三李四的名義出現在維多利亞港上空，在各式評論和討論字裏行間指鹿為馬，把香港民主步伐遲緩的罪名硬套在民主派頭上，欲蓋彌彰的沒有點出關鍵是北京不想這麼快就給香港人民主。這套把戲兩年前就已經演過，可是今天還有人繼續上當深信不疑，這與其說是中國人的愚昧，毋寧是中國人的悲哀也許更恰當。
文﹕安裕
編輯：曾祥泰
安裕周記﹕指鹿為馬 現代趙高 2007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政改諮詢報告看來要重走老路了，這回又是把「香港沒有直選」的責任壓到民主派頭上去。這些年來，中共和特區一眾喇叭吹打手發明了一種指鹿為馬現代版的把戲，這套辯詞是這樣的﹕二○○五年給你○七○八雙普選，你不要，這是你的錯；二○○七年給你二○一七年普選，若你不要，更是你的錯。當然，這些人絕口不提硬塞給你的所謂普選是怎麼樣的A貨貨色。
特區教育部門說初中學生不用念中國歷史或有其後遺症，年輕一代興許從此不知道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一個叫趙高的人幹過這些把戲。《史記．秦始皇本紀》是這樣記述的﹕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香港政改之爭的對立兩派，永遠都是訛詐和被訛詐的關係，舉個實例，社會上要求行政長官普選，要求的是沒有門檻沒有先決條件的選舉。這是恰當而正常的要求，但中央永遠有一套有異於香港市民大眾的想法，比如說，如果選出一個一上來就要平反六四的特首那咋辦？又比如說，如果選了一個甫上台就要和台灣總統拉關係的特首又該怎辦？如果選了一個在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時突然說不的特首該何辦？
安全至上
這些事會不會發生，沒有人知道，但幕僚會把這些問題都放進去思考；幾番考量，出來的便是安全至上的版本，比如說，候選人名單要先得到全國人大們的批准才可以參選。這種機制不是共產黨獨有的，國民黨也有，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行解嚴後的第一次全民總統選舉，李登輝之前上下其手把李煥宋楚瑜等人用軟的硬的方法轟走之後，唯恐沒法幹掉民進黨那邊的人，他身旁那票蠶蟲師爺嘔心瀝血想出一條必勝之道，就是總統參選人必須是大學畢業。明眼人一看，這一選舉條款明擺針對民進黨的龍頭黃信介——黃畢業於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那時這學校還說不上是大學，只是到了後來才改名國立台北大學；李登輝則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消息經傳媒捅出來，全台嘩然，還記得當時《新新聞》周刊有一篇促狹文章，說不如乾脆把參選資格改為身高必須一百八十公分或以上——黃信介那時都快七十了，不可能絕地反攻在耄耋之年突然長高吧？
香港普選與當年台灣直選總統同樣荒謬絕倫，當一個不合情理的選舉條件出來之後，社會上出現強烈反彈是正常之事，可是在回歸已經十年的特區卻沒有十年前台灣的清醒，倒過來看到的是指黑為白指鹿為馬，要民主派硬吞下這顆苦藥丸；民主派堅拒，卻遭到御用文人批駁為「拱手送出香港民主大好機會」。這些話驟耳聽來，和日本七十年前揮軍侵略中國時所說，要把中國從西方強權壓迫下解放出來沒有兩樣。
究其原因，便是與這些年出現的妖風不無關係。不知由哪個人開始，香港政治開始講究「策略」。我這裏把「策略」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些根本說不上是策略，充其量是權宜之計。民主派○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忽然講究起策略來，說要向中央伸出和平之手云云，於是○四年大遊行到最後竟有人在政府總部大派橄欖枝。作為一介上街平民，我不知道這些橄欖枝的想法從何而來，但卻感到很困惑：一年前大伙上街時聲聲爭取民主不後退，為什麼三百六十五日之後變了口風成了要講究進退。幾十萬人就這樣被這幫「深謀遠慮」的策略家擺了一道。
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保皇派見民主派心神恍惚舉棋不定，馬上組織文宣攻勢全力反撲，遊走左右派之間的邊緣人最是易與，酒肉穿腸過，統戰心中留，於是今天香港華筵明天北京喝酒，香港的筆桿子哪裏見過中共統戰的厲害，三杯黃湯下肚馬上肝膽相照，酒酣耳熱以心比心成了中南海半個謀臣。北京回港後大伙都變理性了，咳，你這民主派確也不該，人家堂堂中央人民政府都給你讓步，不容易啊，你也應張就張就，有普選比沒普選好，你把那條底線作甚，那天北京張副部長也這樣說了，人家比你們理性得多。熟口熟面嗎，這四年來我們讀到的就是這麼回事的港事評論。
至於沒有去北京喝香吃辣的民主派，大示威後心裏十五十六，怕因為一場大遊行惹怒北京連老本也蝕清，左思右想不如踏下剎車，說大伙是「又傾又砌」。至於什麼時候是「傾」，什麼時候該「砌」，沒有人說清楚，人們只看到○四年人大釋法民主派竟然連喊幾句的勇氣都付之厥如，到了○五年看不到雙普選了，又再發動人們上街。香港市民委實難得，辰時卯時後退前進都聽命於人，沒有抵押品沒有寫保票，只是堅信民主必勝，義不容辭走上街頭。到哪天民主派果真上台了，上至李柱銘下至李卓人，如果不站在維多利亞公園向香港市民三鞠躬謝過，天理不容。
羅織罪名
今天的香港再次來到歷史的門檻前。這幾天，已經死了二千年的趙高借屍還魂，以張三李四的名義出現在維多利亞港上空，在各式評論和討論字裏行間指鹿為馬，把香港民主步伐遲緩的罪名硬套在民主派頭上，欲蓋彌彰的沒有點出關鍵是北京不想這麼快就給香港人民主。這套把戲兩年前就已經演過，可是今天還有人繼續上當深信不疑，這與其說是中國人的愚昧，毋寧是中國人的悲哀也許更恰當。
文﹕安裕
編輯：曾祥泰
哲學棟篤笑 填鴨畢業禮 - 張彧暋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223/vzf2.htm
各驛停車﹕哲學棟篤笑 填鴨畢業禮
2007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學期完畢，同學問，如何思考、分析社會。我會建議，與其把書單上的沉悶東西讀畢，不如花幾百塊去看黃子華。他的棟篤笑，透過遊戲語言，暴露生活的荒誕，讓我們真正思考自己的社會，其實在發生什事。
當學問在香港變成一個冷笑話
翻看黃子華1997年的一次演出，他說：「我是讀哲學的。」
香港棟篤笑觀的回應是很直接的：幾位觀冷笑、然後大家一起大笑。
黃子華望望大家的反應，自己也在苦笑。
然後，觀看他苦笑，拍手。黃子華聽見大家拍手，他自己也拍手。
然後他說，「我終於明白什叫恥笑。」然後大家嘿哈大笑、拍手，他嚴肅地重申，「我真是一個讀哲學的人」。
觀狂笑。
繼承棟篤笑的一貫精神，愈有悲劇性的事情，愈是覺得荒誕好笑。關乎香港觀對這個笑話的受落程度，在香港大概沒有比這個笑話更好笑的笑話了。這引申：沒有比在香港稱自己是讀哲學，更具悲劇性與喜劇性。
遊戲語言是要呈現荒謬
我說：「黃子華的棟篤笑是一種哲學活動。」
讀者或會回應：「這一點都不嚴肅，才不是哲學。」我不理類似的定義爭論。我考察到大把在大學讀的、覺得高深的學問都當成「哲學」，那我直接了當按照這個語用定義的規則去使用這個詞語。
維根斯坦說，哲學的本質該是對語言運用的考察與語言誤用的治療；那我說，社會學的本質該是考察我們如何運用語言去組織生活，並懷疑這些社會的遊戲規則是否合理。我懷疑黃子華在這次「愈大鑊愈快樂」中，思考過以下的哲學與社會學問題：
(以下這段注意劇情透露)
透過取笑乞丐，取笑我們的道德冷感；他分析瓶裝水的出現與潮流、階級跟資本主義的關係；他透過與投資經理打交道的經驗，討論了幸福是什；他用偷情的例子，跟我們討論自我欺騙的問題；最後他討論了媒體的出現，為什可能令我們史上第一次能夠坦誠互對。我最欣賞的是他討論了為什我只會使用「永遠、所有、一直」這些關於無限的概念來講負面的事物。
我懷疑我不能夠有效地評論，為什黃子華的棟篤笑是一種哲學與社會學活動。這些生活感覺，如何能表現給我們看。荒謬只能透過暴露語言遊戲的規則而呈現出來。評論棟篤笑，其實沒有什意思，因為化成文字，什氣色都流失了。說不得清楚的不要說，讀者還是乖乖等DVD自己享受一下好。我在這裏想評論的其實是：奇在，我們不覺得他是談學問，又或者，我們覺得不應該拿學問的高度去評論棟篤笑。
填鴨社會的哲學考察？
或者再讓我聲明，我不理會我自己對哲學的定義問題。大日常指的「哲學」，就是廣義上的所謂學院學問，包含大部分學科。(人類學是不是考古呀？歷史是不是背書呀？)「哲學」這個詞語在香港語境所代表的是，一種「懶高深」的無謂事情，也就是香港人對所謂文化精英的一種冷笑態度。
這種冷笑態度代表的是，大家都覺得思考人生、社會問題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香港，說自己在學院裏做學問的，給人的印象就是不務正業，說一些大家聽不明的說話。
我們這群填鴨，對所有自稱有學問的人有本能上的抵抗感。這種反感相當合理，因為太多其實不懂思考的人在撈文化資本，而深明「讀書少不要呃我」道理的香港人，知道這些販賣學究知識的人，充其量只是把外國的所謂理論概念搬到本地語境玩弄一番，令自己顯得與凡人不同。順帶一提，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中，特別多要爭取公義的真理使者的原因，就是怕給人冷笑而導致心理不平衡的問題。
在大學，最糟糕而愈來愈明顯的情是，我們一邊引入國際學術，一邊崇拜流俗。我們尤其標榜流行，以日常話題去吸引學生。我們讀太多與自己生活無關的知識，以研究流俗作為心靈補償。以為外表高深就是有內涵，固然是膚淺，但把外表弄得流俗就以為是有內涵，連膚淺也談不上。
很多學者不懂思考，或者只懂把玩外國偉人的思考成果，而普通人深明這層道理，因此大家冷笑得其實相當有道理。問題癥結是，我們對自己的語言不夠敏感，被自己所搬弄的外國概念捆綁。社會後果是，我們連自己在想什也不知道。又或者，我們以為自己在思考。
「你在標籤學者！歧視學者！」——最(不)好笑的笑話。
家長哲學畢業禮
那，如果學者在大學不做這些悶蛋的事情，會有什後果？那當然是學生與家長的投訴。對的，你們之所以冷笑學者們的荒誕行為，其實也在笑自己。一邊笑他們不能令你思考，一邊笑自己正正要求人家給你死的思想。填鴨取笑自稱有學問的人，其實心裏妒忌一些不值得妒忌的事情，而又取笑自己這種態度。
這種心理的後果是：我們不去思想，但求思想的儀式——非常香港。
家長與填鴨們類似的不安，在中大畢業禮事件上表露無遺。我的目的只是考察，經過三年培育變得有學問的填鴨，還有家長與各種媒體，為什會如此地不安。因為有人抗議，就覺得儀式不再神聖，連帶自己也會覺得極端不安。討論區上對「搞亂我的畢業禮」的討論焦點，正是這種不安的呈現。
同學與家長當然有權責怪有關方面(誰？)打搞了你與家人的儀式，很無禮貌。可是，這個畢業禮，跟你三年總共花12萬多的學費，還有你學了的東西，沒有太大關係的。我建議，既然儀式辦得不妥，有不滿的同學及家長絕對有權向有關方面追討500元的畢業費。
另一方面，我對組織抗議的同學的唯一不滿，是他們的抗議方法嚴重缺乏獨創性，實在應該去棟篤笑學習一下何謂諷刺，而不是模仿抗議的儀式。
我不讓儀式問題困擾我。我還相信教育的工作是要用自己的語言，思考自己關心的問題。起碼，我還沒有笨到以為只要Cosplay一下中古修道院的服裝，就真的以為自己很有學問；又或者以為大聲叫嚷就真的以為自己抗爭了什。問題不是抗議的同學不尊重儀式，而是兩個儀式的衝突。儀式對相信而且參與這個宗教的人來說重要，但對非信徒來說荒誕莫名。
什人最堅持儀式呢？信徒、政客。我相信大學教育以至政治抗爭不應只是儀式的討論。我相信，我們還是該看重思想內涵。起碼，想像我們要是見到因為拜錯邪神做錯儀式而被處死的蘇格拉底，我們還是會嘻嘻笑地跟他說，「哈哈，我們原來真的沒有想過什問題，但起碼我沒有笨到以為Cosplay了半天就以為自己很有學問，拉了Banner叫些口號就是抗爭。」
在畢業禮上談學問，只是一場棟篤笑；在雅典廣場上做棟篤笑，這才是哲學。
文﹕張彧暋
編輯：陳嘉文
各驛停車﹕哲學棟篤笑 填鴨畢業禮
2007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學期完畢，同學問，如何思考、分析社會。我會建議，與其把書單上的沉悶東西讀畢，不如花幾百塊去看黃子華。他的棟篤笑，透過遊戲語言，暴露生活的荒誕，讓我們真正思考自己的社會，其實在發生什事。
當學問在香港變成一個冷笑話
翻看黃子華1997年的一次演出，他說：「我是讀哲學的。」
香港棟篤笑觀的回應是很直接的：幾位觀冷笑、然後大家一起大笑。
黃子華望望大家的反應，自己也在苦笑。
然後，觀看他苦笑，拍手。黃子華聽見大家拍手，他自己也拍手。
然後他說，「我終於明白什叫恥笑。」然後大家嘿哈大笑、拍手，他嚴肅地重申，「我真是一個讀哲學的人」。
觀狂笑。
繼承棟篤笑的一貫精神，愈有悲劇性的事情，愈是覺得荒誕好笑。關乎香港觀對這個笑話的受落程度，在香港大概沒有比這個笑話更好笑的笑話了。這引申：沒有比在香港稱自己是讀哲學，更具悲劇性與喜劇性。
遊戲語言是要呈現荒謬
我說：「黃子華的棟篤笑是一種哲學活動。」
讀者或會回應：「這一點都不嚴肅，才不是哲學。」我不理類似的定義爭論。我考察到大把在大學讀的、覺得高深的學問都當成「哲學」，那我直接了當按照這個語用定義的規則去使用這個詞語。
維根斯坦說，哲學的本質該是對語言運用的考察與語言誤用的治療；那我說，社會學的本質該是考察我們如何運用語言去組織生活，並懷疑這些社會的遊戲規則是否合理。我懷疑黃子華在這次「愈大鑊愈快樂」中，思考過以下的哲學與社會學問題：
(以下這段注意劇情透露)
透過取笑乞丐，取笑我們的道德冷感；他分析瓶裝水的出現與潮流、階級跟資本主義的關係；他透過與投資經理打交道的經驗，討論了幸福是什；他用偷情的例子，跟我們討論自我欺騙的問題；最後他討論了媒體的出現，為什可能令我們史上第一次能夠坦誠互對。我最欣賞的是他討論了為什我只會使用「永遠、所有、一直」這些關於無限的概念來講負面的事物。
我懷疑我不能夠有效地評論，為什黃子華的棟篤笑是一種哲學與社會學活動。這些生活感覺，如何能表現給我們看。荒謬只能透過暴露語言遊戲的規則而呈現出來。評論棟篤笑，其實沒有什意思，因為化成文字，什氣色都流失了。說不得清楚的不要說，讀者還是乖乖等DVD自己享受一下好。我在這裏想評論的其實是：奇在，我們不覺得他是談學問，又或者，我們覺得不應該拿學問的高度去評論棟篤笑。
填鴨社會的哲學考察？
或者再讓我聲明，我不理會我自己對哲學的定義問題。大日常指的「哲學」，就是廣義上的所謂學院學問，包含大部分學科。(人類學是不是考古呀？歷史是不是背書呀？)「哲學」這個詞語在香港語境所代表的是，一種「懶高深」的無謂事情，也就是香港人對所謂文化精英的一種冷笑態度。
這種冷笑態度代表的是，大家都覺得思考人生、社會問題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香港，說自己在學院裏做學問的，給人的印象就是不務正業，說一些大家聽不明的說話。
我們這群填鴨，對所有自稱有學問的人有本能上的抵抗感。這種反感相當合理，因為太多其實不懂思考的人在撈文化資本，而深明「讀書少不要呃我」道理的香港人，知道這些販賣學究知識的人，充其量只是把外國的所謂理論概念搬到本地語境玩弄一番，令自己顯得與凡人不同。順帶一提，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中，特別多要爭取公義的真理使者的原因，就是怕給人冷笑而導致心理不平衡的問題。
在大學，最糟糕而愈來愈明顯的情是，我們一邊引入國際學術，一邊崇拜流俗。我們尤其標榜流行，以日常話題去吸引學生。我們讀太多與自己生活無關的知識，以研究流俗作為心靈補償。以為外表高深就是有內涵，固然是膚淺，但把外表弄得流俗就以為是有內涵，連膚淺也談不上。
很多學者不懂思考，或者只懂把玩外國偉人的思考成果，而普通人深明這層道理，因此大家冷笑得其實相當有道理。問題癥結是，我們對自己的語言不夠敏感，被自己所搬弄的外國概念捆綁。社會後果是，我們連自己在想什也不知道。又或者，我們以為自己在思考。
「你在標籤學者！歧視學者！」——最(不)好笑的笑話。
家長哲學畢業禮
那，如果學者在大學不做這些悶蛋的事情，會有什後果？那當然是學生與家長的投訴。對的，你們之所以冷笑學者們的荒誕行為，其實也在笑自己。一邊笑他們不能令你思考，一邊笑自己正正要求人家給你死的思想。填鴨取笑自稱有學問的人，其實心裏妒忌一些不值得妒忌的事情，而又取笑自己這種態度。
這種心理的後果是：我們不去思想，但求思想的儀式——非常香港。
家長與填鴨們類似的不安，在中大畢業禮事件上表露無遺。我的目的只是考察，經過三年培育變得有學問的填鴨，還有家長與各種媒體，為什會如此地不安。因為有人抗議，就覺得儀式不再神聖，連帶自己也會覺得極端不安。討論區上對「搞亂我的畢業禮」的討論焦點，正是這種不安的呈現。
同學與家長當然有權責怪有關方面(誰？)打搞了你與家人的儀式，很無禮貌。可是，這個畢業禮，跟你三年總共花12萬多的學費，還有你學了的東西，沒有太大關係的。我建議，既然儀式辦得不妥，有不滿的同學及家長絕對有權向有關方面追討500元的畢業費。
另一方面，我對組織抗議的同學的唯一不滿，是他們的抗議方法嚴重缺乏獨創性，實在應該去棟篤笑學習一下何謂諷刺，而不是模仿抗議的儀式。
我不讓儀式問題困擾我。我還相信教育的工作是要用自己的語言，思考自己關心的問題。起碼，我還沒有笨到以為只要Cosplay一下中古修道院的服裝，就真的以為自己很有學問；又或者以為大聲叫嚷就真的以為自己抗爭了什。問題不是抗議的同學不尊重儀式，而是兩個儀式的衝突。儀式對相信而且參與這個宗教的人來說重要，但對非信徒來說荒誕莫名。
什人最堅持儀式呢？信徒、政客。我相信大學教育以至政治抗爭不應只是儀式的討論。我相信，我們還是該看重思想內涵。起碼，想像我們要是見到因為拜錯邪神做錯儀式而被處死的蘇格拉底，我們還是會嘻嘻笑地跟他說，「哈哈，我們原來真的沒有想過什問題，但起碼我沒有笨到以為Cosplay了半天就以為自己很有學問，拉了Banner叫些口號就是抗爭。」
在畢業禮上談學問，只是一場棟篤笑；在雅典廣場上做棟篤笑，這才是哲學。
文﹕張彧暋
編輯：陳嘉文
Subscribe to:
Posts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