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者》 - 舒琪

2007年1月27日 (六) 影　　視


藝術的交鋒——讚《竊聽者》


　【明報專訊】我有理由相信，《竊聽者》(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即使不是去年全球的最佳影片，也肯定是全歐洲最重要的電影（這所以它贏得歐洲電影大獎的最佳電影，還有最佳劇本和男主角——是實至名歸的）。重要，不獨因為它是第一部揭露東德情報局的秘密警察組織Stasi的運作與手段的電影，而是因為它的主題。這樣說可能會使人以為這是部說教的電影。不是的。它雖然主題突出，但編、導科里安 ‧漢高‧馮‧當納斯麥（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表達他要傳遞的信息，卻是透過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細膩動人的演出、豐富卻含蓄的細節和一份真切的悲憫心來教觀眾感受出來的。容許我武斷說，如果有觀眾沒有為影片的最後一句對白而動容的話，他/她可能有必要重新學習認識「人性」，不論是「人性」作為一種理解，還有是他/她自己的人性。

　如前所述，如果《竊聽者》的創作目的，僅是為了揭發/控訴Stasi的可怕與罪行，影片最多不過是部聳人聽聞（雖則真實）的、帶政治意識或目的的揭秘式電影。但馮‧當納斯麥極力地避免這樣做。影片開始時顯示秘密警察教官韋斯勒（烏列‧謬希Ulrich Muhe飾演）審訊那名政治犯的方法，與其說是一種展覽或鋪陳，倒不如說是建立韋斯勒性格的手法——他不單把審訊 (interrogation)視作一種學問（可以傳授的），甚至是一項藝術（可以不斷完善的）。事實上，韋斯勒的專注、一絲不苟與鍥而不捨，以至他對自己的精確而銳利的觀察力的自負（他用望遠鏡看了劇作家基約‧戴文半場演出的時間，便一口斷定他不是「善類」，結果證明他並沒看錯），還有對裝置竊聽設備的洗練技術（那場他率眾在戴文家中佈下竊聽羅網的戲，一樣沒有刻意強調什麼出神入化的先進儀器），都在體現了某種藝術家的特質。而跟所有藝術家一樣，他都有其暗黑的一面（召妓一場）。

　韋斯勒開始監視戴文，不想竟是場藝術家Vs藝術家的交鋒、最後以至是神交。但這裏的藝術家，指的卻不是戴文（起碼最初不是，因為他那時最多不外是個不乏才華、但卻步步為營的聰明的文人），而是導演耶斯加，那個跟韋斯勒一樣，都是堅守自己信念、寧願將自己與外界隔絕也不肯讓半步的藝術家。

　《竊聽者》美妙/麗的地方正在於此。

　（上）

　舒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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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8日 (日) 影　　視



藝術改變命運——讚《竊聽者》


　【明報專訊】《竊聽者》美妙/麗的地方正在於它不是（或起碼不僅是）一部有關政治的電影。馮 ‧當納斯麥寫的其實是藝術：有關藝術怎樣可以恢復人性、怎樣改變一個人的抉擇；有關藝術怎樣不被政治（或任何形式的迫害）所能壓抑或鉗制；有關藝術怎樣最終可以戰勝一切。

　是這樣的：雖然也是（或接近是）一個藝術家，韋斯勒與耶斯加不一樣的地方，是說到底他的藝術（審訊）只是一種手段（技術），他的信念也僅可寄託在某種制度或教條身上（國家、共產主義）；相反的，耶斯加的藝術（戲劇）卻正正就是他的信念，既是方法也是目的。透過竊聽，韋斯勒第一次與耶斯加「接觸」，是在戴文開的派對上。席間，耶斯加的高傲（不肯與任何人交談、拒絕接受同情），深深地打動了韋斯勒（他也討厭庸碌的人 —— 像那個與他輪流監聽的胖子、也都拒絕攀附權貴）。就在這次的「邂逅」之後，韋斯勒潛入了戴文家，並取去了一本布萊希特的著作。然後，讀布氏底優雅的造句，一向冷漠的韋斯勒產生了變化，從來沒有表情的臉孔，出現了一下不易察覺得到的觸動，及至耶斯加忍受不了被剝掉創作的自由、憤而自縊。跟戴文一樣，耶斯加的死訊使韋斯勒第一次有一種悲慟的震撼。接下來是全片最具關鍵性的一幕：戴文為抒發心中的鬱悶，徹夜彈奏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Appasionata Sonata)。韋斯勒聽，竟淚流滿臉。戴文：「知道關於這闋曲，列寧說過什麼嗎？他說，如果讓我一直的聽，我將無法完成我的革命…聽過這曲子的人，我是說真能用心聽的人，會是一個壞人嗎？」

　自此之後，韋斯勒的變化愈來愈大。他從來都挺得筆直的身體開始會稍微蜷曲、偶爾會打瞌睡、會倒轉頭走路、會碰到途人。他插手干預了進行中監視行動，勸阻戴文的女友絲蘭不要赴國安部長的約會。他對她說：「你就是藝術！你應該相信你自己，你的觀眾！」至此，韋斯勒終於明白到藝術的真義，背叛黨的那條路，一旦走上了，也就再也回不了頭。 （之二）

　舒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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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
C05 明報 舒琪
2007-02-03 星期六



只要有電影
用映像歌頌文字：三讚《竊聽者》



（續上周：《竊聽者》DasLeben der Anderen 不（僅）是一部有關政治的電影。導演馮‧當納斯麥寫的其實是藝術：有關藝術怎樣可以恢復人性、怎樣改變一個人的抉擇；有關藝術怎樣不被政治（或任何形式的迫害）所能壓抑或鉗制；有關藝術怎樣最終可以戰勝一切。）

藝術救贖了韋斯勒，改變了他生命的軌，也同時為另一人——基約‧戴文敲響了警號，把他自（政治的沉淪）邊緣中拉了回來。在這之前，戴文若然有任何成就的話，也不外是個有點才氣、但卻自鳴得意（他一直為得到總理夫人的讚賞而洋洋自得）、很懂踩鋼線、兩面討好卻又處處自保的劇作家（他被形容為「唯一同時受西方國家注目和本土政府認許的藝術工作者」）。他發現女朋友——他作品的女主角屈服在國安部長的淫威下流露出來的痛苦與忍讓，與其說是一種愛的表現，倒不如說是一種無奈的軟弱。

是耶斯加的自殺，使他明白藝術家底尊嚴的不可侮。也因為耶斯加的自殺，使他終於提起了勇氣和筆，寫下了第一篇真正重要的文章。這裏，那副打字機還有出自它身上的文字，不獨成為劇情最具關鍵性的道具，還是影片最有力的象徵（報道/揭露真相、抗爭、創作、身分）。別具意義的另一場戲，則是韋斯勒成功地勸阻了絲蘭沒赴國安部長的約會，趕回家重投戴文的懷抱。馮‧當納斯麥把上述情節的映像疊印在竊聽報告的文字上：這報告由韋斯勒作了虛構的開頭（ 編劇） ， 之後通過他physically 的安排（導演），最終引伸出完美的結局。

但最完美的結局仍歸電影本身的結局：柏林圍場倒塌後，戴文在翻閱自己被監察的檔案中，發現了韋斯勒的真正身分。馮‧當納斯麥沒有讓他倆見面。再兩年後，韋斯勒如常地重複單調的郵差工作途中，看見了書店櫥窗上陳列的戴文的著作，書名《好人奏鳴曲》（一個結合了布萊希特和貝多芬的名字），裏面有獻給韋斯勒的字樣（用的是他執行任務時的代號）。馮‧當納斯麥要表達的信息是：戴文用他的文字/藝術來回報韋斯勒給他的恩惠。而韋斯勒明白了。才所以說： 「書是（給）我的！」是戴文寫給他的，也是他的故事！

上一部肯定/歌頌文字/藝術的電影是什麼？你能告訴我嗎？ （之三，完）